论李杜交谊及其意义

李白杜甫交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意义绝不限于普通的人际关系,二人的友谊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伟大的情谊,是儒家倡导的以义相交的典范。具体而言,李白对杜甫很关心,但与杜甫对李白的盛情相比,李白对杜甫的情谊不够“对等”:在李白交游圈中,杜甫只是他的普通朋友;在杜甫的交友圈中,李白是他一见倾心的人物。杜甫推崇李白的才华和气质,理解李白为诗为人,同情李白的遭遇,甚至为李白申冤,这充分证明李白飘逸人格与绝世才华的巨大魅力。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关怀、同情、理解,也反映出杜甫独特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需求,在杜甫成长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思想史和诗史意义。

“李杜优劣”论争平议

李白与杜甫,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伟大诗人,在其生活的时代,即以“李杜”并称于世,而后引发了“优劣”之争。“李杜优劣”论争,主要包括三种观点:李杜并尊、崇李抑杜、崇杜抑李。这些观点的形成,与评论者的个人性情之好尚、创作定位、所属诗歌派别,以及社会政治需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待李白与杜甫的正确态度是:不可硬性区分“优劣”,而应正确体认李杜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其各自优长、深入品味其独具特色、学习掌握其表达技法,以求创作出形神赅备的优秀作品。

“杜公遗响”与“义山轻薄”:桐城派李商隐诗歌批评的两面性

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桐城派诗人称李诗为杜诗“嗣响”,指其句法、章法效法杜诗,神韵亦能与之媲美。李诗诸体中,桐城派诗人最推崇其中的七律。因为李商隐在杜甫、王维之后另开一派,融合杜之阳刚与王之阴柔,达到刚柔相济的美学境界。桐城派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诗文追求朴实无华的本色之美,而李诗用藻饰之词写男女艳情,故而批评者较多,唯曾国藩追求“怡悦”之审美效果而欣赏李诗。李诗涉及男女之情,因此托旨遥深,桐城派不满其迂晦深隐、浓艳轻利、浮泛支离。桐城派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折射出挽救其时诗坛之弊的用心。

刘禹锡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唱和诗的多维互动考释

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杜甫与汝阳王李琎交谊考论

通过解读《饮中八仙歌》《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壮游》等相关杜诗,结合新出土李琎所撰《韦贞范墓志铭》《罗婉顺墓志》,可以验证汝阳王李琎的文学才能。杜甫与李琎之交谊建立在杜甫李唐皇室血脉的基础之上,杜甫特殊的身份背景,是李琎对杜甫的折节下交以及其仅以谏猎之功便位列“八哀”的重要原因,反映出血统对杜甫行为与创作的影响力。两人同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交游无间,宴饮频繁,身份地位与政治追求的差异则增添了他们友谊的复杂性。李琎与杜甫交往虽短暂,却是深受杜甫怀念的忘形之交。

浅论李白、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

李白、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双子星座,二人诗中不乏酒的素材和意象。从李杜二人诗歌中酒意象出发,深入探讨李白和杜甫诗歌中酒意象的异同之处,了解李、杜二人的生命境遇和人生体悟,进一步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诗酒文化。先是明晰了酒意象的定义与特点,随后,就李、杜诗中的酒意象展开比较,如酒的品类,李白诗中多见清酒,而杜甫常写浊酒;又如搭配方面,李白的较为多元,杜甫的则更为单一;还有情境方面,李白以独酌命名的诗较为丰富,而杜甫相反;以及情感指向方面,李白饮酒多为己,而杜甫醉酒则更多是为国为民。最后,评析了二人诗歌中引用酒意象的部分,揭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所在。此研究有利于大家进一步理解李、杜诗歌中酒意象的不同风格及文化内涵。

皮里春秋:《四库全书总目》李杜优劣论发微

《四库全书总目》对李白、杜甫的评价是其诗学观的体现,但由于目录书志的体例限制,这些评价散见于经、史、子、集四部提要之中。《四库全书总目》表面彰显李杜并尊的诗学观,又隐晦地对李白诗歌成就进行弱化,并表现出鲜明的“崇杜”倾向。这种叙述策略一方面反映出《四库全书总目》公允折衷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清代官方的“文治”教化思想。

“杖藜”事象的形成与书写——宋代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杖藜”成为诗歌用语,始于唐代,杜甫是其主要的使用者。经过杜甫诗歌的反复书写,“杖藜”具有了诗歌事象的功能,杜诗也为“杖藜”事象提供了基本的情境内涵。“杖藜”事象的凝定,则要经历宋人接受杜诗的过程才能完成,宋人诗歌中的“杖藜”事象承自杜诗,但又通过持续的书写沉淀下新的诗歌意蕴,构建出更具宋诗风貌的诗意世界。

杜甫《春日忆李白》的“渭北”辨析

对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渭北”的注解存在“长安”与“咸阳”的分歧。通过考证诗歌的创作背景推断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春天,与那年杜甫在长安参加制举考试时间相距不久,故“渭北”指长安。此外,用“以杜证杜”的方法,结合杜甫《社日两篇》其二的诗旨诗意,能侧面佐证“渭北”指长安。使用“渭北”指代长安是唐人的行文习惯,究其原因与秦汉时期关中的都城建制历史有关。明确唐诗“渭北”指代长安的事实,可以为分析唐人认同渭北等同于长安的空间认知提供帮助。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晚唐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考释

晚唐懿宗时期宰相杜审权夫妻墓志,详细记载了杜、李两家族望和世系情况,杜审权丰富的仕宦经历和以忠君尽职为己责的生平事迹,可以弥补和纠正传统文献的不足与讹误;其参与平定庞勋叛乱的记述可以与正史内容相互印证,充分体现出墓志的独特史料价值。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赞助研究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极具开拓意义且获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翻译赞助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武器之一。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译文和译作的刊载与发行提供极具时代影响力的平台,直接赞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译本生成,积极介绍与评论作品,散发、赠送、助销译作等举措,有力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作为“记忆之场”的长安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出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宫廷政变、牛李党争、藩镇割据、河湟争夺带来的功能性,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等特点。三者互为条件,成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受长安并以长安为内核突破各种边界持续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和动力。

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一诗是李商隐前期以学杜为主要目的的作品,此诗应酬唱和写景,主题、风格与多首杜诗颇为相似。其对仗句的结构安排、章法结构与情景关系的处理、明丽的意象等语言与形式技巧方面,明显师承杜诗。对比思维与反省意识,出处、仕隐的矛盾纠结与生活的悲剧感受,则是对杜诗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继承。此诗带有明显模拟、学习性质,属于诗人前期的作品,诗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并不充分,思想艺术成就并不高,却具有一定的批评史价值,反映出杜诗影响的扩大,表明杜诗及其特点已被准确认知。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怕春”考——杜甫《文选》李善注受容例证

六朝梁代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发展到唐代,已经孵化出一门新的学问——《文选》注释学,李善注和五臣注是其中两种为人所公认的注本。二者中,李善注以严谨且实证性的注释赢得了杜甫的青睐,对杜诗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对于杜诗中李善注的考证,也成为我们重新解读杜诗的一把钥匙。本文首先考查了杜诗中“怕春”的《文选》李善注出典,以此为基础,结合诗歌的整体基调,重新阐释了《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读者也得以由此重新认识处于草堂时期的杜甫。

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的解读及其影响

杜甫诗歌的“经典性”是通过后人的阅读、阐释与传播建构起来的。相同的杜诗文本经由不同读者的解读,会产生相同或相异的结果。清代中期岭南人吴梯和李黼平对杜诗进行了解读,并撰写了“读杜笔记”。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写作动机、写作体例和写作内容均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吴梯的解读视野要比李黼平更加宽广。二人不仅对前人的杜诗解读提出了商榷意见,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诗;还传承了人所公认的“经典”杜诗,并对某些原本没有被人熟知的杜诗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剖析。

高适、李白、杜甫、李邕“济南之会”考辨

在高适、李白、杜甫三人的相关年谱中,诸家一般认为有“济南之会”,但对聚会时间、相关诗作、前后行踪等方面存在分歧,对于高适和李白是否参加“济南之会”存在不同看法。通过研究高适、李白、杜甫、李邕等四人在“济南之会”的前后行踪,分析相关作品,可以发现:李邕是在天宝四载夏由汲郡转任北海途中路过济南,高适和杜甫参加此次聚会,三人各有诗作留下,而李白没有参加“济南之会”。

李贺听出了怎样的“弦外之音”?--《李凭箜篌引》新解

对《李凭箜篌引》的解读历来专注于其音乐描写,相对忽视了其想象世界的独特构画,几乎无视了其“诗言志”的一面。通过对李贺想象世界进行知识谱系性的寻绎,对诗人现实世界际遇的厘清并对关联文本进行比较研究,建构起一个新的意义阐释图景:“芙蓉泣露香兰笑”因隐藏的典故不通而通,看似杂乱的神话实际上是作者内心逻辑推衍的表象,表面孤立的文本后其实还隐藏着与之形成互文关系的“言志”类文本,特别是诗人应酬式的书写还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尴尬的宦海生涯,而这一切为我们超越古人破解诗意提供了新的“秘钥”。

李审言诗歌创作对杜甫的接受

李审言宗杜重杜,雅好杜诗,自称其诗歌创作以杜甫为宗,其《学制斋诗钞》收诗491首,内容丰富,用词典雅。李审言对杜甫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作上,刻意学习、模仿杜甫,熟练运用杜诗典故,化用杜诗诗句;思想情感上,感怀杜甫,咏叹杜甫,通过表达对杜甫的同情与理解,聊以自况;精神上,秉承杜诗“诗史”之精神,实录近代社会现状。李审言对杜甫的接受在近代具有典型性,研究李审言诗歌是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亦是了解杜甫在近代接受情况的一个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