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工夫论与明清之际的关学转向

李二曲融会关学、朱子学、阳明学,建构了以“识头脑”和“修九容”为标识的工夫论。该工夫论的实践方法主要有“悔过自新”“虚明寂定”“明善格物”等,并且具有一套严密的“本体—工夫—境界”逻辑理路。通过“明体适用”的理论体系架构,李二曲对儒家传统“内圣外王”之学进行了新的时代阐释,突出了经世精神与理学心性守身之学一体化的必要性,亦让关学有了新的意涵。对之进行详细解读,可以从中理解明清之际关学转向的根本原因与深刻内涵。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

李二曲的真儒论和儒学适用论

李二曲是关学中的重要成员 ,他对儒学进行的条分缕析 ,在今天仍有意义。他强调做儒要做真儒 ,儒的价值在于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应用 ,不能应用的儒学 ,对社会是无益的。

李二曲对《中庸》的诠释及其对理学、心学的调和

李二曲不仅是关学大儒,亦是清初三大儒之一。他秉承张载关学推崇《中庸》的治经传统,以"日用平常"为宗旨对《中庸》进行平实化的解读,主张"临境便见中庸""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工夫则"以慎独为要"和"静以涵养未发"。他的《中庸》学体现出以张载关学贵礼崇德、躬行实践的学风为理念,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宗旨对程朱理学偏于支离烦琐、陆王心学过于空疏流荡进行调和的特质,开创出《中庸》学史上较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二曲集》文献价值发微

《二曲集》昭示着为官必须要有官道、官德;学校教育应“济世安民之务”,胡瑗“明体适用”思想应该继承;文学的“本”是道德;不同学术派别之间交流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融和关学的传播与发扬;附录也与正文相互联系,互为补充。这对研究李颙哲学和教育思想、学术交流、创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价值。

从“悔过自新”到“明体适用”——李二曲思想脉络的逻辑梳理

关于李二曲的“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的关系 ,先贤的研究众说纷纭。二曲治学始终以经邦济世为指向 ,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 ,早期提出“悔过自新”说 ,中岁以后则用“明体适用”来拯救社会和人生。“悔过自新”是“明体适用”的“明体”工夫 ,“明体适用”则是“悔过自新”在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拓展和落实。因此 ,二曲思想是从“悔过自新”发展到“明体适用”的。

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在朝廷的提倡和学者的反思下,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尊朱辟王"的风气。但在关中地区,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者不避非议,力图用"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来融会贯通程朱、陆王之学,并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明新止善"的为学宗旨,强调向《大学》回归,从而为清初的"朱陆之争"指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向,同时又使关学在此后的发展中避免了走向单纯的"道问学",而是在强调心性之学的同时又重视经世致用。

李二曲著作考述

李二曲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著述丰富。通过考察现存李二曲著述,揭示其现存《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等传世著述,以及《帝学宏纲》、《经筵僭拟》、《十三经注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等亡佚著述,有助于系统研究二曲著述与思想。

王心敬“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门下高弟,王心敬通过对《大学》"亲民"概念的重新解释,突破了理学贱视形下之器及实际事务的限制,在许多事关人民生计的具体学问和实践技能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就。

明清之际士人的人格特质——以关中李二曲为个案

明清之际,时局和世局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士人人格的普遍特征是知识分子有着特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李二曲的人格特质——自立、自强、自省、自尊,形成了独特的“二曲精神”,令后人敬仰。明清之际士人人格特质是明清文化繁荣的心理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试析李二曲的经世致用观

李二曲的经世致用观坚持学贵有用,躬身实践,对于宋明理学所形成的空疏的学风起到纠偏作用,他用四书的原典精神,以明体适用为其经世致用观的哲学根基,提出了理学和经济的关系之论,并以亲身讲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实践形式,在中国儒学史上提出了独特的经世致用观。

李二曲、颜习斋经世思想异同简论

二曲习斋同为清初之际重要思想家。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由于二人不同的学术背景及对时代问题不同的感受,导致在经世主张上,二曲以"明学术、正人心"为经世指向;而习斋则以复归于尧舜周孔的"三事""三物"为最终的经世指向。二曲重视社会教化,而颜元则重视实习、实行、实用。二人经世思想虽然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但最终都是通过讲学和主持书院等途径来实现各自的经世主张,而真正的经世抱负却无法施展,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明心”与“成性”——关于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几个问题

"悔过自新"说是李二曲工夫论的基石,其建立对现实人性所进行的分属基础之上:人性具有先验的善性,但后天的习性对先验的人性本有之善具有一定的侵蚀,这即是恶的来源。"悔过自新"就是克除人欲之私,使先验的善性在人心能够呈现。二曲强调"悔过自新"的工夫应从日用常行着手,随事磨练。这一观点既坚持朱子道问学的传统,又强调了陆王心学尊德性的意旨,对中晚明以来的王学末流废修言悟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显示出二曲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融摄的特征。

明清关学讲学思想的三个维度——以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为例

明清时期,讲学风靡,关学学者冯从吾、李二曲、刘古愚均推崇讲学,并投身实践。他们的讲学思想侧重于不同维度:冯从吾讲学以“明道”为宗旨,以“知性”为主要内容,以“躬行”为指向,侧重理学维度;李二曲讲学以“悔过自新”为宗旨,以“明体适用”为主要内容,以“当机指点”为方法,侧重实学维度;刘古愚讲学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以“学兼新旧”为形式,侧重新学维度。虽然冯从吾、李二曲和刘古愚的讲学思想具有不同侧重,但在他们身上又都表现出了注重笃实践履的关学精神。通过这些关学学者讲学思想的嬗变,可以勾勒出明清时期关学发展的基本动向:晚明的理学转向、清初的实学转化和晚清的近代转型。

李二曲人性论思想探微

二曲作为关学的终结者,其人性论思想直接来源于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但并不是简单继承,他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以传统人性本善的德性主义人性论为本质,吸收阳明学的性无善无恶为本体,最终将人性二元论推向一元论。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入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王心敬“明亲止善”之学研究

作为关学后续,王心敬既保留了关学自张载以来崇礼尚实的学风特点,又体现了明代关学心学化的趋势,还受到了清初江南地区实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多重化的思想特点。王心敬主张遵从古本《大学》,在他以"明亲止善"为宗旨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天人一体"的哲学本体论、"性敬同归"的道德修养论和"明亲一贯"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内在统一的。明清之际,由李二曲和王心敬所代表的崇礼尚实的治学思路及注重礼教的生活作风以及注重实用的关学学风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在经由我们反思、消化和吸收之后,必定会为今天陕西关中的社会发展、民众观念的改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提供可资借鉴的精神文化资源。

论颜李学派与关学的学术交往及影响

17世纪,以颜元和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形成于我国北方;同时,关学发展出的以李颙和王心敬为代表的二曲学派也形成于我国西北。李塨来陕西大力宣传颜李学说,与当地的二曲学派发生了冲突。以王心敬为代表的二曲学人直面冲突,在坚守儒学内圣思想的前提下,广泛拓展儒学的外王内容,从而使二曲学派的经世致用特征更为凸出。

李二曲的求学求道历程及其启示

清初学者李二曲既有匡时济世的学术使命,也有人中铁汉的民族气节。他求学求道艰难曲折的历程启示我们,家庭教育是人生成长的基础,自我教育是人生成功的关键,矢志不渝的人生原则是人生成功的保障,自我否定的学术勇气又是提升教育与人生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