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

抗战时期,民间戏曲班社云集于西南大后方。民间戏班既要进行商演以谋取生存,亦要为抗日救亡而进行公(义)演。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厉家班在内迁过程中,虽屡历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创编新剧鼓舞民众,并有意识地将宣传与募捐融入舞台表演,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在烽火中逆势发展,得力于厉家班“严”字当头的治班制度、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班主的社会活动能力。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个体戏班的价值,而成为观照战时中国民间戏剧团体命运的典型符号。

《曾李世家》中“民间叙事”及其实现途径

长篇散文《曾李世家》存在的大量的民间题材与民间语言、大量的民间人物的发掘与呈现、大量的对于历史事件的清理与叙述、大量对于家谱与族谱的引用与分析、大量的历史图片与地方照片的首次刊登、叙述中所采用的真正的民间立场与民间态度等,构成了民间叙事的基本内容与主要方式,并且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与美学意义。

移植与再造:莫高窟第331窟东壁十一面观音造像组合考

莫高窟第331窟东壁北侧绘有一铺以十一面观音为主尊胁侍的说法图,经分析可知,该造像组合是在借鉴长安出土的“大唐善业泥”的基础上,参考其他相关的唐长安风格佛教造像改造而成的一铺佛教艺术作品,创作年代大致为垂拱二年(686)至圣历元年(698)这段时间。第331窟以及第332、148窟作为敦煌李氏家族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三者不仅作为初盛唐时期敦煌石窟中的代表洞窟,窟内还出现了大量与唐长安相关的造像内容,这表明其深受唐长安佛教思想及艺术的影响,是唐代长安风尚浸染下所建造的一批洞窟。

小鸥波馆藏李鸿章未刊信札考证

《小鸥波馆藏李氏昆季尺牍》中有李鸿章致岑毓英的二十一通未刊信札。这批信札未见于《李鸿章全集》等文献,补充了李鸿章与岑毓英交往的部分细节。对信札进行整理标点、系年考证和相关史事梳理,不仅能补充李鸿章相关研究资料,还可增进对晚清政治史特别是督抚之间互动的认识。

陇西李氏籍贯在成纪考证

传统与世俗的观点都认为天下李氏出自陇西,而陇西李氏出自临洮,但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依据。事实是,汉代飞将军李广是正史记载比较明确的李氏早期人物,其籍贯是陇西成纪,其先祖为战国时期秦国的李信。从李信往上追溯六代,则为秦国的太子太傅李洪,这说明从李洪到李信的世系传承是可信的。李信原本居于槐里(今陕西兴平),其玄孙李尚从槐里迁往成纪(今甘肃静宁)。自从李尚迁居成纪后,李氏家族繁衍壮大,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众多。因此,成纪是陇西李氏的郡望地、籍贯地和发祥地。

乡土与家族的魅影——论邵丽小说创作

城乡关系、家族记忆一直是邵丽创作的重要母题。《金枝》与《黄河故事》更是将城乡与家族有效联结,以家族为切入点,从细微处透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纵观邵丽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家族、乡土、阶级在其早期作品中进行了阐述,但邵丽在当下进行了重述,城乡矛盾变得复杂而多变,家庭的痛苦也随着父辈的逝去而释怀,其创作的转变与邵丽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童年记忆不无关系。随着不断重述,邵丽形成了稳固的个人风格,摆脱乡土与家族的魅影或是其实现自我突破的必要途径。

亲情表达与自我和解:以《你好,李焕英》和《再见老张》为例

亲情类喜剧小品传递着“家”对子女的羁绊情感与治愈力量。《你好,李焕英》和《再见老张》聚焦失去亲人的永恒遗憾,以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父母形象,将来不及表达的爱意在穿越故事中尽情释放,既给观众带来温情与感动,也为文艺作品如何讲好亲情故事提供了借鉴启发。

洛安文化洛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化的结晶

洛安文化以洛安江中下游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王氏居住地龙渊为发源地,地理范围涵盖了今洛安江上游之绥阳县风华镇、郑场镇,中游之汇川区团泽镇和新蒲新区新舟镇、永乐镇,以及下游之虾子镇、三渡镇。从时间维度看,洛安文化肇始于明末清初,萌芽于顺治至雍正年间,发展于康乾盛世,繁荣于嘉庆至光绪年间,式微于民国中期。是受移民带来的巴蜀文化、鄱阳文化影响,通过与黔北文化不断融合、吸收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由众多世家文化构成,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

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孙犁抗战小说的鲜明个人风格,奠基于他同时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论自觉。这些作品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为审美主线,深度呼应了中国文学“征夫-思妇”母题的征戍抒情传统。其中“抗属家务事”叙述深刻而丰富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和合共生关系;“战地儿女情”叙述则以“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表现出“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征夫-思妇”征戌抒情传统既有深厚的审美文化积淀,又有中国农业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和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文明史基础,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艺术优势,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就建立在这雄厚的基础之上。

清代状元李振钧生平家世等考补

李振钧出身于科第连绵、父兄显宦的太湖李家。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道光十九年(1839)卒。道光八年(1828)中举,次年殿试夺魁,授职翰林修撰。早年随父宦游十数省,对国运的颓败、官场的腐朽与民生之疾苦体会深切,不愿像父兄那样走仕途经济之路。入职后,跟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是个叛逆者。他重情,始终摆脱不了亡妻之痛。官场的打压排斥与内心的苦痛,使他抑郁、悲愤,乃至英年早逝。尽管如此,他在诗、书、联诸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为后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中国丧祭礼与家庭代际结构——兼议其中的生死冲动

精神分析学说自弗洛伊德创立以来,主要基于夫妻家庭的形态来分析子女与父母之间在无意识中的爱恨生死。中国古典家庭结构则呈现出与夫妻家庭相异的三代家庭形态,展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冲突模式,并由此发展出解决这一冲突的独特文化方式。以精神分析视角观之,一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代际之间除了爱与传承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家庭通过昭穆制度化解了三代之间的爱恨冲突、传递与接收的矛盾,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死观——“死而复生”。中国的丧祭礼则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互动及生死观。

清代临川李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清代临川李氏家族绵延百年,在临川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李氏家族重视教育,形成孝悌传家、崇尚读书、族内师友约园唱和、重视母教等优良家风。在优良家风的影响下,家族成员著述繁多,有文学传家之盛。家族的兴盛是家族成员共同努力的成果,优良家风与深厚家学亦成为后代子孙的精神财富。李氏家族作为临川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家风、家学的形成与临川地域文化有一定关系。

李处温家族与北辽政局

李处温家族是辽朝晚期著名的汉人家族。保大二年(1122),李处温等利用辽末混乱政局,拥立耶律淳于燕京建立北辽政权,导致辽朝分裂。燕京系辽朝汉人的聚集地,李处温家族作为燕京地区的汉人大族,与其他汉人家族联姻,形成复杂的姻亲关系,在北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耶律淳死后,李处温与子李奭南通北宋,欲为内应助北宋夺取燕京地区,被摄政的萧德妃诛杀,李氏家族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北辽灭亡后,李处能借其在燕京的势力游走于宋金之间,后因参与耶律余睹谋反被金朝族诛。至此,燕京李氏家族势力彻底衰落。

“母性思维”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关怀叙事

关怀伦理学主张从母性实践出发,在与子女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给予子女保护性的爱,对子女进行精神上的教养,帮助子女形成社会化人格等,文章以关怀伦理学中的母性思维为视角,以池莉等作家依据自身母性实践创作的关怀叙事作品为例,与柏杨、余华等人作品中父职角色在家庭中充当道德权威的书写对比,探讨了“母性思维”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积极意义,即促进家庭中亲密关系和信赖关系的产生,同时父职身份也应该受到“母性思维”观念的影响相应地进行转化,从道德权威转变为道德关怀。

原生家庭理论视角下的孙犁

作为一个用真性情写作的作家,孙犁及其创作受到了来自原生家庭的持久影响。父亲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影响着孙犁谦和人格的形成;自幼体弱多病,幼年时父亲的不在场,以及成年后外部事件的刺激,催生并加剧了孙犁的忧郁气质,使他敏感内向、多愁善感,乃至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也正因了这种与文学紧密缠绕的忧郁气质,成就了“白洋淀派”清新柔美风格的著名作家孙犁。

象牙塔外:论梁晓声《中文桃李》中的“围城”书写

不同于以往的宏大时代历史叙事,梁晓声在《中文桃李》中采取了细腻温情的笔调,书写了一批来自灵泉小城的“80后”青年的生活境遇。在小说中,作家着眼于“80后”群体从校园到社会的人生轨迹,通过“我”和妻子徐冉从相识相知到恋爱婚姻的全景描摹,建构多重现实处境与浪漫理想碰撞冲突的“围城”,从而发掘出一代中文系学子的精神谱系。

不同历史记忆中的李维钧与梅会李氏——清代官方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利益差异

嘉兴王店镇至今流传着"李家放生河"的传说,它是基层民众对李维钧与梅会李氏家族兴衰沉浮的记忆片段。国史、方志、传说及其分别对应的朝廷、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对李家事迹的描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放生河"是王店镇民对梅会李氏曾经拥有无上权威的象征性记忆,传说语境中蕴涵着几百年来江南地方社会官、绅、民之间在权力、信仰、利益等关系上的矛盾与纠结。

宗族观念与姓氏延续——陇西李氏文化符号影像

宗族观念来源于宗法社会制度,以姓氏的特征表现出来,宗族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西北之地的陇西李氏,历经千年,唐朝李氏当政极大地提升了李氏影响力,并以宗祠形式将天下李氏宗亲凝聚起来。陇西从地域名称固化为一种天下李氏归宗的文化符号,姓氏族谱将各支系连接在一起,成为怀念先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纽带。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黎族儿童入学准备的影响

文章旨在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黎族儿童入学准备的影响。采用儿童入学准备状况教师核查表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对海南中南部地区部分市(县)和乡镇幼儿园、小学的5-7岁的黎、汉儿童的主班教师与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利儿童中黎族儿童的比例相对更高,表现为母亲为农民和工人身份或初中及以下学历或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黎族儿童比例均超过五成;2.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黎族儿童入学准备的内部差异大于汉族儿童;3.母亲为本科及以上学历或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黎族儿童,认知与一般知识、学习品质和言语能力的发展状况相对更好,但身体与运动技能未表现出显著优势;4.母亲为初中及以下学历或农民身份或月收入较低的黎族儿童,存在突出的早期发展风险;5.黎族家庭的经济收入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分均可显著预测黎族儿童的入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