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亨阳对李光地经世实学精神的传承

庄亨阳曾受教于李光地。虽然二者交往的时间不长,但纵观庄亨阳在治水、赈灾等事迹中为官者的民本思想,一生为官两袖清风的廉洁操守,通识理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学识才干,大力主张海外贸易的开放意识等,都无不闪烁着李光地经世思想的光辉。其思想文化中的精髓在当下也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

《四库全书》与清代吴地《诗经》学

《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的著评都与吴地《诗经》学者存在密切关联。民间进献之《诗》学图书多有出于吴地藏书家者。清廷关注吴地文化与学术,斟酌收录当下吴地学者的《诗》学著作,内中隐含有政治考量,顾栋高、李光地与杨名时学派皆受到特殊的青睐。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

方苞与李光地交往考述

李光地是康熙朝理学名臣,深受康熙宠信。方苞与李光地的交往,堪称清初文士与权臣交往的典范。方苞初入京师,游太学,即以古文受知于李光地,为其称赏。《南山集》案发,李光地力救方苞;方苞出狱后,入直内廷,时常谏言李光地,二人交情日渐深厚。就根本而言,古文创作成为二人结交的基础。李光地救护了方苞,成就了日后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

陈梦雷与杨文言交游考

陈梦雷是清代著名学者,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编纂者,他的一生因“三藩之乱”而浮沉:被贬沈阳17年,赦免回京后担任康熙帝三子允祉侍从19年,雍正即位后再贬黑龙江卜魁。他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感情最深挚的朋友是杨文言。他们相识相知于耿精忠叛乱闽中时期;乱后,杨文言帮陈梦雷脱困;陈梦雷贬谪沈阳时期,他们书信往来,互相勉励;陈梦雷担任允祉侍从后,举荐杨文言入幕,与其联璧共纂书籍。他们患难与共,互促互助,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友情之歌。

李光地思想的学术定位——从体用思维的角度探讨

李光地思想的学术定位,学术界评价不一,或尊之太高,或抑之太甚。李光地以传统体用思维模式构建其理学思想体系,既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主张纵欲主义,是在肯定人的自然属性基础上的道德超越,是道德人性论。李光地将治法归于心法,心性修养成为治国的起点与根本,仍然是伦理治国的模式,其思想没有脱出理学的范围,是传统的理学家。

为学与为人:李光地的“诚学”

李光地学术立场虽有转换,不过从始至终,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诚”,这也是理解李光地思想的关键。李光地重视诚的程度,在中国思想史上,恐怕也高居前位。究其因由,固然有学理上的依据,也有现实上的需要。因为就李光地看来,经世,并非只是娴熟各种行政手段而已,更重要的是“诚”。他对于诚的理解与建构,成了他评价古今人物的重要观点,而李光地更是巧妙地利用诚的各种说法,来解释自己许多具有争议的事件,他希望籍由“诚”的哲学概念与生活方式,来为自己的行为处事,取得相应的理解。

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本文综合性使用档案等清代官书资料,梳理出康熙朝试行社仓特别是在直隶进行实验的基本情况,也梳理出雍正朝试行社仓的过程、基本制度、各省实践情况。认为康熙、雍正二帝社仓的试行,来源于重视民生的思想,采取的是依据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行政方式,试行社仓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雍时期试行社仓初见实效,与徐徐推行、因地制宜、试点实验再行推广等改革方式有密切关系,是成功的社会建设实践,对于乾隆朝社仓的进一步推行有着重要影响,奠定了有清一代设置社仓的基础。

试论李光地的民本思想

李光地的民本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其主要内容表现在重视民心、与民休息、为民兴利、省刑治贪等几个方面。其目的在于“用民”，使清朝长治久安。李光地的民本思想及其政治实践应予肯定。

《性理精义》与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

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世俗一面是由康熙《圣谕十六条》及其后雍正所衍的《圣谕广训》为代表,在形而上一面则是康熙和李光地所定的《御纂性理精义》。《性理精义》一书,是康熙授意李光地等理学大臣删整明代理学名著《性理大全》而成,其目的在于通过尊崇朱熹之学而将治统兼合道统。《性理精义》一书体现的,正是康熙帝王术的具体一面。李光地学行不一,杂糅诸学以迎合帝王。君臣共同完成了清初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论施琅在台湾问题上的高瞻远瞩——纪念清朝统一台湾320周年

康熙帝对台湾以招抚为主,在施琅多次上疏请求下,终于决定武力平台;在台湾用兵上,姚启圣主张乘北风出师,施琅上疏取得专征权,用南风进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台湾弃留上,施琅力斥李光地放弃台湾的荒谬意见,促使清政府设防台湾,巩固东南海疆,并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简析李光地的诗学思想

清人李光地不仅为理学名臣,也是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家。在他看来,诗文全关气运、诗贵含蓄蕴藉、诗以道性情、溫柔敦厚为诗之教、作诗应从摹仿入手和作诗如做人。他对诗文的论述在逢迎康熙"文治"需要的基础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修辞立其诚"、"温柔敦厚"和"知人论世"等古老诗学话语。这些思想虽非李光地首创,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直接影响了康熙文艺政策的制订和文学观念的形成,为奠定康乾盛世的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地简论

生活于康熙时代的李光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清初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多贡献，特别是他举荐施琅，力主收复台湾，成为造福全中国的大事。至于后人常非议的“三案”说，丝毫不能影响到他在清初社会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最可议者，而是他在收复台湾后提出的“弃其地，迁其民”的荒谬主张，但因其中途流产，并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梅文鼎书信中的“秦二南”考

分析梅文鼎的文集《绩学堂诗文钞》(1757)中两封写给秦二南的信,研究信中提到的天文历算问题及著作、天算家和梅氏的社交学术圈.提出秦二南有可能就是学者秦道然,对此进行初步考证,并重点讨论官员李光地和天算家杨作枚与梅、秦的关系,揭示有关的学术背景.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李光地与《音韵阐微》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理学名臣,在传统小学尤其是音韵学方面有着较高造诣,奉旨编修的《音韵阐微》是清初四大文化建树之一,其音学思想在该书的框架、凡例、按语、反切改良细则等诸多方面得到充分体现。以《音韵阐微》为切入点,研究李光地音学思想及其特点,分析内涵及对后世影响,再现清初音韵学发展概貌。

刍议李光地视域中的阳明心学

李光地一方面“俱言王学”,在为学初期质疑程朱理学,对王阳明心学抱有“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伯安之失大”,对王阳明心学展开批判,指出“王学病源”在于“心之即理”,“王学病根”在于“无善无恶为心之体”。李光地指出王阳明错解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王阳明的“良知说”。李光地在批判阳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转向:一是由批判王阳明心学转向批判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是由批判阳明心学转向批判阳明学派。李光地对阳明心学的态度转变原因主要有: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巨变、其宦海沉浮的人生历程以及个人的儒学立场尤其是朱子学的立场。

回到现场——台阁重臣李光地诗的换位思考

台阁诗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集中在缺乏真情实感,内容贫瘠。然而台阁诗与爱情诗、山水诗一样,仅是一类诗题,因而要求台阁诗反映丰富的社会内容就难免有强人所难之嫌。同时台阁诗为上层文人在特定的场域所书,普罗大众对书写环境的陌生,所以很难体会其中的情感。具体到康熙朝的李光地,其虽不以诗名世,但作为康熙帝重臣,所作诗在当时的影响亦非普通诗人所可比拟。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在场理论切入,我们会发现李光地的台阁诗不仅情感真挚,甚至部分诗亦兼备诗性之美,尤其是当从京城转场到故乡,诗的个性与美好更加凸显。

略论李光地与闽南理学

闽南得朱熹"过化"之功,向来为理学重要阵地。康熙朝的重要辅臣李光地是闽南安溪县人,他以程朱理学为宗,吸取陆王心学的思想因素加以修正补充,提出"以性为本"的理学思想新体系,成为清初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光地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其长期浸染闽南传统理学有极为密切关系,其成就更是对闽南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深入研究李光地文化,为湖头古镇新城“铸魂”

李光地故乡——安溪县湖头镇是"历史文化名镇"和福建省综合改革建设试点小城镇。发掘和弘扬李光地文化,为湖头古镇新城"铸魂",不仅将整体提升文化古镇的品位,还将实现保护历史文化和提升地方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此,要加强对李光地故居建筑群的保护,深入研究李光地的生平思想和学术主张,以李光地文化精心打造文化古镇,并打造"李光地"品牌民生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