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汉代苜蓿引入者考

针对我国在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的分歧,本文应用植物考据学原理,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收集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开展文献的整理排比、甄别考证和爬梳剔抉,并结合近现代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结果表明,不论是史学界、农史界,还是草学界在对汉代苜蓿引入者认识上,大体上有4种观点,一是苜蓿是由出使西域的汉使带回来的;二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带回来的;三是由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回来的;四是苜蓿引进者的不确定性。但是,最接近史实的为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虽广为流传,并被众多学者所采纳,但缺乏直接的史料支持;第三种观点目前还未被人们所接受。因此,第二或第三种观点尚需挖掘史料,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

西汉敦煌郡西域间骏马贸易与李广利征大宛

西汉时期,骏马贸易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战略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不仅是出于统治者对良马的渴望,更直接关乎着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敦煌正处于西汉至西域交通的枢纽地带,因此与骏马贸易有着密切关系。汉武帝时期,军队的士卒为了迎合武帝对天马的喜好,曾先后编造出余吾水出天马与渥洼水出天马的传说。随着张骞的通使,西域各国的良马得以进贡入中原,并由此引发了西汉与大宛国的战争,由李广利率兵先后两次征伐大宛得胜后,西域间的骏马贸易方得以正常进行,这些西域良马通过敦煌进入中原,改良了西汉的马种,迅速提高了西汉的兵力。

论李广利的历史形象及其与司马迁宫刑之关系

李广利以外戚身份走进武帝朝,但其被拜为贰师将军并不能看作是武帝"欲侯宠姬李氏"的表现。他在李氏第一次被夷族后封为海西侯,完全是因为他的伐宛之功,与其外戚身份无关。武帝后期的十余年间,李广利一直是汉对匈奴作战的主帅,屡有斩敌之功,堪称武帝三大将之一。李广利与导致司马迁宫刑的李陵事件并无关系,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是"沮贰师"致其宫刑,并据此塑造了受武帝偏袒的李广利的"庸将"形象,《汉书》踵此说,使其成为定论,后之学者据此建构了司马迁的阐释史。阐释前提既然存有问题,则阐释史的诸问题也应重新审视。

试论汉武帝伐大宛取汗血马中的求仙因素——兼谈汉武帝时期的汗血马之路线

文章从其他的角度即求仙因素方面论述了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索取汗血宝马以及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具体原因,并附带考证了汉武帝时期的汗血马之路的具体路线。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周穆王驭八骏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相关联;东部齐、燕沿海地区求仙活动的失败促使汉武帝把求仙的地区改放在西域;李广利伐大宛和张骞出使西域是汉武帝西域求仙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是伐大宛战争的结果和汉武帝西域求仙行动、欲相会西王母的继续和发展;汉武帝时期的汗血马之路的具体路线。

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

汉武帝时两次征伐大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武帝好宛马和"欲侯宠姬李氏",都不过是派李广利出兵西域的诱发因素,实现"图制匈奴"和"灭胡"的边疆战略才是此次出征大宛的根本原因。征伐大宛的决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匈奴势力西移,汉朝对西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努力均告失败的形势下,进兵西域就成为"图制匈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