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健吾喜剧的人学基础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李健吾的喜剧创作高度重视性格的塑造，是有其人学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作家注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以“完全自居”和“不完全自居”两种方式去塑造人物性格，从而使其笔下的喜剧性格具有了一系列的新特色。

晶化温度对微晶玻璃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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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吾跨文化戏剧改编的民族特色

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领域用力颇勤,他的《金小玉》《王德明》等剧在上海沦陷剧坛取得不俗的成绩。李健吾的跨文化戏剧改编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不止于在人、空、景层面将异域故事"中国化",还在文化风俗、宗教信仰层面与中国现实相融合;浸润儒家思想,借用古典诗词、戏曲,渗透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在完好再现原剧意蕴的同时,积极彰显本民族语言的魅力。李健吾在跨文化戏剧改编方面所作的诸多努力,为使西方话剧成为一种本民族艺术形式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

貌似而神离——李健吾、沈从文文学批评比较论

由于尊崇自由主义文艺观和同属京派文人阵营的缘故,李健吾和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总体上带有印象批评的特点,重视感悟和直觉。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应该看到他们的文学批评在内在精神上更有实质的差别,他们在审美的现代性意识以及现代批评范式、批评态度等很多地方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可谓貌似而神离。而这些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李健吾和沈从文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论李健吾的喜剧创作

李健吾是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代喜剧作家 ,他的喜剧成就建立在性格塑造和世态描摹这两块坚实的基石之上 ;结构精巧、语言俏皮、寓悲于喜、启人深思 。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现代观

李健吾评论新文学作家作品,有一个基于前人基础之上的现代认识。李健吾对作品的分析也就带有了对自身环境的认识以及对现代人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并以此来凸现新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试图指明新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和缺陷。李健吾对同一和差异的把握显示出了他的别具只眼,他拥有丰富的情感和解剖新文学作家的激情。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李健吾“非典型性”文艺创作观

李健吾从现实文艺运动的需要出发,提出"典型环境下的非典型人物"的文艺创作观,并付诸戏剧创作实践中。其思想外托于对20世纪30年代风雨飘摇下社会环境的剖析视野,内依于现实主义理论对事物普遍性的观察要求和对偶然性及戏剧性的回避。

李健吾话剧研究述评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 ,李健吾是一个特异的存在。比较李健吾话剧的艺术价值 ,李健吾对中国话剧的贡献及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地位 ,李健吾话剧的研究现状严重滞后 ,研究者不多 ,研究成果太少还处在起步阶段。就已有的论文来看 ,赏析有余 ,理论深度不够 ,社会学的批评模式制约着李健吾的话剧研究向纵深开掘。其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传纪性研究 ;二是悲喜剧之争和艺术特征之归纳 ;三是人性形态和深层意蕴之探讨 ;四是其他方面的研究。

试论李健吾与莫里哀的喜剧创作——以《新学究》和《太太学堂》为例

从《新学究》与《太太学堂》的对比分析中,可看出李健吾与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在关注社会人生、自然人性、性格刻画以及悲剧意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前者深受后者影响的同时,其在喜剧创作中的宽容心态和丰富内涵的蕴藉又彰显出不同于后者喜剧创作的独特魅力。

以文论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理论模式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批评家,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要着眼于"人",他从文本分析入手,探寻潜藏在其中的人性人格,并藉此展开对整个人生宇宙的深层看法。本文拟从批评的精神内核、人性审美视角的批评尺度、批评实践中的具体路线三个方面来探讨李健吾"以文论人"的批评模式。"人"的因素是该模式的主线,批评的最终旨归是丰富的人性。但在方法上又并不完全局限于其惯用的印象主义批评,同时还采用实证性的批评方法,二者相互补益。

李健吾与《文艺复兴》

李健吾一生的创作面相当宽广,不仅涉猎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翻译、文学批评等,还致力于编辑文学杂志,他参编的期刊有数十种,其中《文艺复兴》最费心思,也最显功力。李健吾以作家型编辑独特的编辑理念推助《文艺复兴》成为抗战后著名的文艺刊物。虽然《文艺复兴》最终并没有促成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但是给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做到了特色鲜明,卓尔不凡。

得筌忘鱼还是得鱼忘筌——李健吾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启示

以史学建构替代审美体验、以理论阐述替代文学感受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呈现的基本趋向,同时也是文学教学日渐疏离文学本体以致根基空疏、积弊重重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李健吾以审美体悟、主体突入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批评为教学困境的缓解提供了一剂良方,为文学感受的回归、言与意关系的重新确立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

创新思维的体现——李健吾无标准的批评标准

李健吾非常强调鉴赏性、主观感受和个体特殊性,他的无标准的文学批评标准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思维。李健吾的批评的创新性还体现在他的评论本身也在塑造人物。

范蠡的思想人格试论

范蠡是中国早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远见卓识而又善于审时度势。范蠡又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主张天道人事相和谐,强调人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才能事业有成。范蠡还是难得的商业家和实业家,他弃发出光,亦没有消极退,而是冲破传统的轻商观念,治产经商,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李健吾对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因袭传承

李健吾是20世纪30 -40年代风格独特、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家。在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和文学氛围中,众多批评家纷纷抛弃传统批评,转向精心构筑宏伟的理论大厦,李健吾选择的批评方式却较多地因袭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批评范式。

一个自由灵魂的奇遇——论李健吾的批评观念

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堪称神韵独具。他在批评观念上汲取了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印象主义的诸多营养 ,对文学批评的本质、目的、基础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 ,值得人们加以注意。

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李健吾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坛树立了一种不同流俗的文学批评模式。他使中国传统的直觉感悟式批评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实现了理论对接。李健吾既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独立性,也不忽视文学批评的“公正”性原则,并通过“人性”这一中介达到了对批评个性与批评公正性的追求。同时,他避免了印象式批评的缺陷,创造出一种融合感性与理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