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滇督李经羲与云南盐斤加价案的纠葛

庚子之乱后,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不得不进一步从社会资源中吸取血液,多次实施盐斤加价政策,由民众“共担其荷”。其中云南因1908年清政府实施禁烟后,税收负担全部积压在了盐税身上,使得滇省盐价昂贵,为各省所无。李经羲接任滇督之后,计划从整顿盐税开始为新政筹集资金,但却因遭到咨议局的反对而失败。咨议局有感于加价导致的民艰,而总督却对新政时期财政的窘迫有更深的体会,二者立场不同,渐行渐远,直至提交院议。此次事件正是清末地方督抚在推行新政时两难局面的一个缩影。

清末资政院滇籍议员活动述论——以云南盐斤加价案为核心

清末新政时期,政府财政陷入困境,盐斤加价也就很自然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其中,云贵总督李经羲1910年提出的盐斤加价在试办宪政时期遭到省谘议局的抗议,不得不提交具有预备国会性质的资政院进行核议,成为资政院滇籍议员在第一届常年会期间发言的核心议题,并进一步演化成日后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观此事始末,资政院滇籍议员的组成结构,以及他们以全省利益代表自居,积极参政议政的精神风貌,为后人研究清末民初中国议会史提供了一个参照。

从阳明到卓吾的中介——论罗近溪思想的定位

罗近溪是泰州学派中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王阳明到李卓吾之间过渡的中介。一方面,近溪真善并提的赤子之论对于“童心说”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另一方面,近溪“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天机外耶”的思想真正开启了“欲望”进入“天理”的途径,为卓吾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近溪于宋儒最敬服程明道,论学极具圆教色彩,受程明道以仁心之感通说万物一体影响至深。早期启蒙思潮在五峰明道一系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论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