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破约保路”,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

股东维权与政府夺权之争——保路运动中的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事件

清末,商办川路公司按《公司律》进行改革,形成了内部民主运行机制。川路公司设宜昌分公司,开工修筑川汉铁路宜昌至归州段,由李稷勋任分公司经理。清政府颁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要强行收回商办干路,改由政府借外债修筑,遭川路公司董事局抵制,而李稷勋擅自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密商,把宜昌分公司交归国有。邮传部接收之,并令李稷勋代表政府,用原来的川路路款,继续主持宜归段路工。川路公司董事局据《公司律》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议决川汉路仍归商办,辞退李稷勋,并弹劾盛宣怀,并将诉求写成公呈,由署川督赵尔丰代奏。清廷竟置之不理。川省商民怒不可遏,先以罢市、罢课,旋以抗粮抗税相争。清政府镇压商民,酿成血案,乃致官民决裂,引发武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