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络通对梗阻性肾病模型大鼠Ang Ⅱ ACE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肾络通对梗阻性肾病模型大鼠的影响,为临床应用肾络通提供实验依据。方法:健康雌性SD大鼠4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模型组(UUO)、缬沙坦治疗组(UUOV)、肾络通治疗组(UUOS),每组10只。观察各组动物病理形态改变;检测AngⅡ、ACE的表达。结果:肾络通可减轻大鼠肾脏病理形态学的改变;降低AngⅡ、ACE的表达。结论:肾络通可有效减缓肾脏病理损伤,保护肾功能。

《管子》的国家治理思想与当代价值

《管子》作为管仲思想的集合体和承载体,是稷下学宫中思想家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主要阐发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其中涉及到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等思想。《管子》分别从“四维”“顺民”“治民”的角度对国家、社会等治理思想作了论述阐发,对慎子等法家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我国的管理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现当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价值。

鲁仲连精神与运河文化——以聊城“鲁连台”吟咏为中心

鲁仲连(又名鲁连)是战国时期齐国高士,不但能够以布衣之身成就“却秦兵”“下聊城”的非常功业,更以“义不帝秦”“辞金逃赏”“蹈海明志”的精神为世人所传颂。鲁仲连能够成为李白的崇拜对象,是因为他既能取众家之长,创非常之功,又能保持独立自由之人格的精神内核。在国家大力弘扬运河文化的当下,聊城应积极探讨重修“鲁连台”,深度挖掘鲁仲连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于此,该文尝试以李白诗歌和聊城“鲁连台”吟咏为中心,探寻鲁仲连的精神内核,分析鲁仲连精神的传播与鲁连台及运河的密切关系,并提出聊城在挖掘和宣传鲁仲连精神时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连理汤加味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IL-33表达的影响及临床疗效

目的:探讨连理汤加味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IL-33表达的影响及临床疗效,以期阐明连理汤加味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方法:选取84例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给予美沙拉嗪缓释颗粒剂进行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辨证使用连理汤,考察IL-33表达及临床疗效。结果: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8.6%,治疗组为95.2%,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对照组与治疗组血清中IL-33的含量较治疗前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IL-33的含量较对照组上升更明显,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均未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结论: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辨证使用连理汤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进行治疗,可影响IL-33表达,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且安全性良好,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李廉方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贡献

教育家李廉方(李步青)是清末民初教科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既是清末国外教材的引进者、使用者,又是民初新制教科书的编辑者、撰写者,还是早期国人自创课程教学法的实验者、开拓者。他编著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不局限于基础教育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师范教育的一些领域,对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梵曲“啰哩嗹”与中国戏曲的传播

本文对戏曲中普遍使用的“口罗哩口连”的来源、使用场合及其与戏曲传播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指出 :“口罗哩口连”是梵曲 ,最迟晋时已传入中原 ;它一般在祭戏神时、婚恋场合、乞讨时、烘托气氛时演唱 ;元代的“口罗哩回回”———吉普赛人 ,其波斯发音Luri,也有乞讨和婚恋的意思 ;宋元时的路歧人在诸多方面与口罗哩人相似 ,路歧应是Luri的另一种译法 ;路歧人。

连建伟教授运用补中益气汤治疗九窍不利证验案浅析

[目的]总结连建伟教授运用补中益气法调理后天脾胃治疗九窍不利证临床经验。[方法]追述中医经典脾胃与九窍之关系的相关文献以及对连教授3则中短期疗效明显病案详细分析加以按评。[结果]连建伟教授认为,从脾胃论治五官、九窍的疾病不失为一王道之法,具有较大的临床指导意义,所举案例也取得较好的疗效。[结论]金元著名医家李东垣对《素问·通评虚实论》篇"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进一步阐述和广泛运用与发挥,后世传承较少,连建伟教授实用补益脾胃之法,使胃气强健,阳气升举,中焦脾胃本气归其原位,有利于九窍趋于自利,对东垣脾胃学说有所实践与拓展,对学习补中益气法在脾胃病以外的运用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30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平民教育家李廉方的乡土教育实践

乡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开展了生气勃勃的乡土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开封教育实验区的实验之所以被专家评为抗战前中国八大教育实验之一,乡土教育的成功实践功不可没。这个实践活动的主持者是杰出的平民教育家李廉方。李廉方一生立足地方文化,关注平民教育,重视乡土教学。他提出教育应适应生活环境,小学教材应以乡土为基,教材应适应于地方需要和儿童需要。他主持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实践活动,课程规划分为文艺、劳作、游戏、特别练习四类;课程组织主要是"单元活动"。实验区常委会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适应于地方和时令的乡土教材,如《禹王台与繁塔》、《相国寺》、《端午》等。开封教育实验区的乡土教育是以乡土教材为内容,以"廉方教学法"为主要方法进行的。"廉方教学法"以单元教学为主要方式,革新了过去教学上的诸多弊端,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这些做法不仅有利于学生发展,对教师的成长也有重要作用。李廉方的乡土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试论台湾女作家李昂的小说创作

李昂对性文学领域的大胆叛逆,使她走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前列。作为一个问题意识强烈的作家,李昂往往通过性题材的描写来介入社会生活,“性”在其小说中有着社会历史的脉络,并起到“以性言他”的作用。在成长议题的关注中,“性成长”是女性构建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在女性议题的发掘中,“性反抗”成为一种社会反抗的象征,矛头直指男性沙文主义;在政治议题的观照中,性与政治的交缠,女性与权力的关系,则成为她的写作重心。

汉代少吏升迁制度考辨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升迁制度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察廉制度与功次制度,这是汉代少吏的主要升迁途径;其二,孝廉、贤良方正、茂才、捕格群盗尤异,这是汉代少吏的辅助升迁途径。上述升迁途径共同构筑起汉代少吏的升迁制度。这项制度使得汉代少吏升迁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保证了少吏的垂直上升较为通畅,有利于广泛地从基层提拔各类优秀吏员。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整个官僚阶层始终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便于汉代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一步促进汉代社会的治理与稳定。

从孝悌忠信到礼义廉耻: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涵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源泉。儒家伦理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对于有效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孝悌忠信是培养公民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礼义廉耻则是构建国家与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柱。

女性伊甸园的世纪末寓言——论李昂长篇小说《迷园》中的女性主体追寻

李昂是台湾承前启后的女性主义作家,《迷园》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文着眼地李昂小说中的总体女性视野重点论析了《迷园》所呈现的女性主体意识:倾斜的两性关系;迷失自我的女性情态;复苏的女性自我意识。

李渔《怜香伴》传奇创作主旨探微

李渔的传奇作品《怜香伴》因涉及女性之间的同性情感,近年来备受关注。此剧的故事情节符合李渔"戒荒唐"和"脱窠臼"的创作理念,发掘出常人所不可道、不能道的题材。作者在题材选择上有着经济的压力和商业的考虑,真正意图仍在于"得便宜的莽儿郎美色全收"的大团圆结局,并借以阐发其"不妒"的主旨。

本文的特征及意义生成——重读李昂的《杀夫》

重读《杀夫》 ,就是将《杀夫》当作本文来研读 ,揭示语言符码的特征和意义的生成。将《杀夫》当作开放的本文 ,揭示其语言形象和意义的关系 ,以其与《詹周氏杀夫》的互本文为关联 ,揭示《杀夫》本文与时代文化及社会物质形式的关系。最后指出《杀夫》本文中的“裂缝”即本文中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

记忆再现与历史关注下的文化回归——论施叔青、李昂的台湾书写

施叔青、李昂是台湾文坛极受瞩目的文学姐妹。鹿港记忆是她们创作的源泉,也是她们的精神原乡。台湾历史是两人书写的重要方面,她们都以庶民角度构建台湾历史,呈现出不同时期的台湾面貌。面对世纪末台湾民众的原乡失落,她们以小说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召唤精神原乡的回归。

北方李翠莲故事宝卷源流考

北方的李翠莲故事宝卷版本众多、演变复杂,可分为唐王游地狱、女性修行和宝传三个系统。唐王游地狱系统最晚产生于清初,有较为明显的教派影响的痕迹,且李翠莲故事不独立。约在清中叶时,产生了女性修行系统的李翠莲故事宝卷,李翠莲成为主角,主题转变为女性修行与游阴劝善相结合。清末民间教团人士改编的《翠莲宝卷》和《还阳宝传》均以宣扬善恶报应为主旨。李翠莲故事之所以能在北方宝卷中不断演变,是因为它契合了民间教派的需要,同时也包含着宝卷最酷爱的地狱信仰和女性修行的主题,而且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的李翠莲故事存在着交互影响。

解读李渔《怜香伴》

李渔所作《怜香伴》传奇,首次将女同性恋题材搬演上戏曲舞台。作者通过对女同性恋者精神兴趣的体察与展现,为这类形象作了一次代言和辩护,并以东方式的圆融通达智慧,在超乎文本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异性恋观念的解构与弥合。

在“立言”与“立功”之间——刘基的人格理想、学术旨趣与文学思想之关联

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是政治家、军事家,但他又是位真正的文人,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就人格理想而言,刘基是要做张良、诸葛亮那样辅佐君主建立不朽功业、能够"尊主庇民"的政治家。但鲜明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壮志难酬,朱明王朝立国之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郁郁而终。刘基这种人格理想表现在学术上是对"理"与"气"及其关系的高度重视与阐发;表现在文学思想上则是对"理""气""讽喻"三个关键词的强调与富有新意的理解。在人生命运方面刘基和宋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二人又是惺惺相惜的好友,因此以宋濂的人格理想、学术旨趣以及文学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刘基,或许可以更加凸显其独特性。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李濂评批的《稼轩长短句》

李濂评批的《稼轩长短句》是仅存的明人评批的宋人词别集,所评词多达三百余首,涉及到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用字押韵等,每条用语不多,但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