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夹缝于新旧文学之中的文化博弈——黎烈文“腰斩”张资平事因新考

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黎烈文之所以如此,学界一般认为是顺应读者要求所致。但结合当时的文坛现状来看,黎烈文“腰斩”张资平的小说并非是读者之故,而是新旧文坛明争暗斗下的必然之举。黎烈文替换周瘦鹃担纲《自由谈》新主编,触及了旧派文人的利益并引发他们的攻讦。而周瘦鹃重新拥有新的发声阵地《春秋》后与《自由谈》展开了争夺读者地盘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黎烈文约请的《时代与爱的歧路》成为了旧派文人的众矢之的。彼时,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正走下坡路,新文学作家亦对其创作表示不满。于是,身处夹缝之中的黎烈文迫于压力,只得“腰斩”《时代与爱的歧路》以平息纷争。

投稿与鲁迅的人际交往——《伪自由书》成书前后经过考述

经郁达夫介绍,鲁迅1933年初开始为《申报·自由谈》栏目撰稿并将1月底至5月中下旬的投稿编入《伪自由书》中集结出版。不同于《伪自由书》前言中的简略记载,在鲁迅正式投稿前与最初投稿时曾与郁达夫有过一段频繁的互动。同时经郁达夫引荐,鲁迅与时任《自由谈》主编的黎烈文相识并频繁有书信往来。这些都为鲁迅持续投稿《自由谈》提供保障,成为日后集结出版《伪自由书》必不可少的契机。此外通过对鲁、郁、黎三人互动关系的爬梳也可以为《鲁迅日记》中一些因记载简略导致的悬念提供解答。

《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

二十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英特质。

抗战时期福建永安的文艺活动

1940年前后,随着京、沪、杭等一些大城市的陷落,一批作家相继入闽,促进了闽西北山城永安抗战文艺据点的建立,文艺活动一度呈现出勃勃生机,与西南大后方、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据点遥相呼应,为推动抗战文艺运动作出贡献。

论黎烈文的民主爱国思想

国民党政府视黎烈文为"左翼文人,"大陆某些学者又视他为"反动文人"。20世纪30年代他虽与鲁迅等取同一步伐,但并未加入"左联,"后来他虽任国民党省政府参议和出版社社长,但时与当局专制统治发生冲突,终被迫辞职。他企图站在民族、民主的立场走一条不党不派的道路,是一位民主爱国主义者。其思想的形成,一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二是六年留法所受的西方教育。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英国治下的香港的看法,却缺乏理性和原则性。

我国抗战时期《现代儿童》的编辑出版活动

1939年黎烈文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的《现代儿童》是改进出版社存在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现代儿童》虽是一份通俗的刊物,但在抗战时期,它体现着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既符合抗战时期的特定需要,又着眼于长远的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刊物坚持以少年儿童读者为导向、重视年轻作者的培养、注重编辑的自身素养等办刊理念,且因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较少而在险峻的出版环境中得以生存。

论湘军幕僚赵烈文日记的历史价值——以天京破城战和谶语为例

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关系密切,得以了解湘军高层机密。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所记皆为本人亲历,不仅记事翔实,而且相对客观,因此其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研究者往往关注了赵烈文日记中的重要史实,而忽略了其中的若干细节。赵烈文日记中的若干细节以小见大,反映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太平军通过观察地面草色屡破曾国荃的地道;天京城大火十之七是清军所为,大火烧了八天八夜,天王府系萧孚泗焚烧;湘军入城后为搜刮钱财而导致两广太平军多半逃脱;曾国荃不同意"止杀",导致清军入城后滥杀无辜;挖掘洪秀全尸体是为了确认洪秀全死亡;李秀成免于凌迟处死并以棺木安葬,但奏折仍报"凌迟处死"等。《能静居士日记》以赵烈文谶语而闻名。《日记》记录了李秀成的一个谶语,但是赵烈文认为不过是李秀成的"鄙俚俗说而已"。这说明赵烈文关于清王朝不出五十年的谶语有一定的偶然性。

从《申报·自由谈》看黎烈文的编辑思想与特色

《申报·自由谈》因黎烈文而在新文学运动中大放异彩,黎烈文也因《自由谈》跻身于编辑家行列。通过研究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可以窥见他的编辑思想与特色:立足于"文艺进步和近代化"的编辑方针,以文取文、兼容并包的选稿原则,网罗优秀作家与培养文学新人并举的作者战略,以及重视策划、编读互动的市场策略,从中习得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