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脾胃论》再谈东垣“阴火”学说

基于《脾胃论》,探讨李东垣笔下阴火之含义、病因、病机及其治疗。阴火是东垣对内伤病中人体内同时存在的“虚”与“热”两种病理状态的统一概括,其“阴”为内、里,与外感相对,“虚”为气虚,以脾胃为主,“热”为阳气虚弱不能升散外达、郁于阴分所化,阴血受火热鼓动,流行周身,故其热象可表现在全身各处。阴火形成的关键在于气虚、气郁、郁热三个环节。治疗以补中、升阳二法为主,以治其本,泻热一法从权,以治其标。

以音乐性为本位的词体文人化--再论李清照《词论》

李清照《词论》以音乐性为本位,对词体提出更为严格的格律要求。在廓清诗词界线的同时,诉诸语言系统本身,是音乐文学格律意识的自觉,也是词作为音乐文学试图摆脱音乐而获得文体独立的尝试和努力。《词论》进一步论及词体创作的具体技法和审美理想。虽然不免受到宋人重知识、重才学的学者之风的影响,带有浓厚的融诗化文的时代气息,但其中鲜明的文人气质,更进一步推动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何承天著述思想刍议

作为南朝宋时期著名思想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何承天在天文历算领域贡献卓著。但与《元嘉历》的重要影响产生反差的是,何承天的诸多政论、文学著述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鉴于此,该文从何承天所著《鼓吹铙歌》《安边论》等历史文献入手,分析其中蕴含的科学思想、政治主张和军事思想,借以观察晋末宋初政治及社会转型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络。何承天的著述思想丰富、多元且深邃,他的政治主张和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他的诸多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且反映了历史事件中一个士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情感,着力辨析其思想底色无疑具有深层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生物衍生材料构建组织工程肌腱体内植入的实验研究

目的 探讨用同种异体肌腱细胞与生物衍生肌腱材料体外联合培养后植入体内 ,构建组织工程肌腱的可行性。 方法 选用四川猕猴 15只 ,手术造成纤维鞘管内屈指深肌腱 2 .5 cm缺损后 ,分三组。A组 :生物衍生肌腱材料构建的组织工程肌腱移植组 ;B组 :单纯生物衍生肌腱材料移植组 ;C组 :自体肌腱移植组。术后 1、2、3、6和 12周分期观察植入物的大体形态、组织学和超微结构 ,Brd U标记表达。 结果 A组植入体内后肌腱细胞能继续增殖 ,细胞形态随着时间增加而逐渐趋于正常 ,形成的肌腱呈白色且有光泽、致密 ,组织学可见胶原纤维排列较为规则 ,12周肌腱细胞仍成活并分泌胶原 ,Brd U表达为阳性 ;B组植入体内 3周后材料逐渐变细 ,12周后材料被逐渐降解吸收出现中断 ;C组植入体内 2周后桥接部有纤维连接 ,排列较为规则 ,肌腱愈合。A组分别于 3、6、12周进行扫描电镜观察可见肌腱细胞排列均匀 ,胶原纤维相互连接形成网状 ,主体趋势与肌腱走行方向一致 ;透射电镜下可见细胞核仁清晰 ,细胞器丰富。随时间的增加 A、C组与 B组的差异明显增大。 结论 同种异体肌腱细胞与生物衍生肌腱材料复合构建的组织工程肌腱 ,植入免疫功能正常的动物体内能够再生出肌腱样组织 ,植入的肌腱细胞具有生命力 。

结合《伤寒论》探讨“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

本文结合《伤寒论》中阴阳的具体含义作了初步分析、整理、归纳,认为《伤寒论》中阳的含义包含津液。叶天士"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正是得自仲景之法,而更适宜应用于湿热证,体现了叶氏师古而不泥古、遵经方之法、灵活化裁的思想,为学习并灵活运用经方思想提供借鉴。

论孔孟的教化思想及其意义

教化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儒家教化思想成形于孔子、孟子,他们在继承和发扬西周以来礼制原则和道德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以“德”“礼”为核心内容、以“明人伦”为基本出发点的道德教化思想,从而奠定了儒家两千多年来道德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随着西汉以来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儒家的道德教化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核心,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的整个中国社会。孔孟所开创的儒家教化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于当今的社会教育和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对和谐社会方略的实施及其有效运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指责——以《独立评论》为例

《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严重外患的背景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同时本来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自然也使他们对中共进行了许多批评;此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盲论环境中,他们对中共的认识还很难摆脱偏见和错误。具体把握30年代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态度,对认识这一群体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治特征及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脾胃论》学术思想创新与局限性研究

《脾胃论》是金代著名医家李东垣的代表作,其中脾胃学说为中医临床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认识。他创造性地将饮伤和食伤分别作为致病因素,且认为六淫也可导致内伤病证的观点,对中医病因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东垣对于《黄帝内经》中的"胃欲寒饮,肠欲热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等原文,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体现了东垣的不拘泥于常法。并且东垣首创"阴火"一词及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观点。但由于认识和历史条件上的限制,李东垣对"胆者无出无入"、天地四季升浮沉降的"如环无端",又体现了其学说的局限性,与现代科学观点有一定的距离。

《脾胃论》治未病思想之于慢性病防治探析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导致全球死亡和伤残的重要原因。李杲所著《脾胃论》内容涵盖了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等诸多方面,其应用早已超越脾胃疾病本身,对临床心系、脑系、妇科、血液肿瘤,及五官、皮肤、骨伤等疾病的诊疗及预防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治未病思想在慢性病防治中仍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脾胃论》治未病思想,认清《脾胃论》中内伤脾胃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方法,探讨调补脾胃进行慢性病防治的有效途径。

从《脾胃论》探讨黄柏的临床应用

黄柏是临床常用的清热解毒药,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退虚热及消肿祛腐的功效。笔者仔细研读《脾胃论》,认为黄柏是一味泻实补虚的良药。临证中,只要辨证准确,在方中加少量黄柏清虚热、泻阴火,均可获满意效果。本文从《脾胃论》应用黄柏及后世医家对黄柏的认识出发,探讨临床对黄柏的具体应用。

"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荀子《乐论》析

总结了研究者对《荀子.乐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荀子与墨子对待“乐”的态度,以及荀子《乐论》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作用。虽然荀子并没有直接论述文学的作用,但是他论乐的方式和思路都启发并影响了汉代学者们的思考和评价。

从诗词关系看李清照《词论》的词学意义

李清照的《词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词学专论,是词学研究的重要文献。立足《词论》文本予以探讨,它是词发展的概述和对词人的品评,实际上首次提出了词学研究极其重要的两个问题:词与诗的关系和词的特质问题。基于音律规范来区分诗文和词,词在文体中“别是一家”,指出“以诗为词”和“以文为词”都会损害词的“本色”。基于内容方面的特点,社会重大题材适合入诗,而儿女私情琐事适合入词。把词从诗余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自立门户。这符合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也是宋词走向成熟的标志。这一切决定了《词论》在词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内外伤辨惑论》风药应用新探

风药的应用是李东垣的一大特色。本文立足《内外伤辨惑论》,从开郁、行经、胜湿三方面阐释风药功效及应用,并列举了风药配伍及应用注意事项,以期为风药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思路。

李唐宗子碑铭校释二则

《大唐高祖神尧皇帝睿宗孙嗣薛王房宗子李公墓志》、《唐李氏世系图》两碑今存甘肃省合水县,二者关联紧密。主要记载李唐宗室睿宗之子薛王房十几代后人的名讳辈分、功名仕宦等情况。碑铭提到的若干诏令赦文、区划建置,可以补证《宋史》地理志等传统史料记载缺憾。方志、金石专著目前对两种铭文的著录尚多有讹误。通过正史检查、碑文互校,可以补正《李公墓志》三家录文碑主名讳等119处、122字;《世系图》碑三家谱系十一世子孙官职等18处、36字。

文中子《礼论》考

《礼论》乃穷理尽性、知命之书,文中子的家学渊源中,礼学又是传承有自,文中子所作《续六经》之一的《礼论》,也是他振兴儒学很重要的部分。《礼论》比较系统地表述了文中子的礼学思想,其书已佚,但从传世《中说》可考知其略。

曹元弼《覆段熙仲书》考释

曹元弼、段熙仲为近现代经学大家,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曹元弼覆段熙仲书札一封。本文在校录书札的基础上,就书札所涉及之房室之制、《礼经》校勘、《礼经》之例等三问题及此札撰写时间、曹段二氏经学思想之异同予以考释。

略论卢纶与李益边塞诗取材角度的不同

卢纶和李益同为唐代大历十才子,以边塞诗闻名于诗史。卢纶边塞诗颇有"盛唐之音",李益的边塞诗可以说是开了中唐边塞诗的先河。但二人对塞外景象的描写、戍边士卒感情的不同表达、边塞军旅的不同感情等方面在内容取材上各有独到之处。

研读经典——《脾胃论》心得

《脾胃论》是李杲晚年撰写的总结其一生学术经验的著作,其中的医学思想、医疗经验、方药运用对当今临床仍有重要的学习和参考价值。本文通过系统研究《脾胃论》,探讨《脾胃论》与脏腑生理、脏腑病理、临床用药、临床疾病的关系,及其对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的启发。

读李华《三贤论》纠《新唐书》谬误二则

本文以李华《三贤论》为据,对《新唐书·元德秀传》中的两处史实错误进行了仔细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