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李绿园既是“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的公开的反对派,也是这些经典所代表传统的暗中模仿、继承者和挑战者。他把前人小说戏曲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实是其受困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文学的本质联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手法上也多有旧瓶新酒、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如对《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刘备托孤”“赤壁大战”,对《水浒传》中何涛捉白胜、“不完句法”以及以绰号写人物等的模仿借鉴,都是明显之例。由此证明,《歧路灯》反传统而实际未脱离传统,是“四大奇书”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者。

解析李绿园“教化至上”的小说观的成因

诠释一部作品离不开作家的创作意图 ,《歧路灯自序》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李绿园小说观的众多依据之一。本文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时代与个人经历、文本以及读者等几个方面来解读李绿园“教化至上”的小说观的成因。

《歧路灯》传播与接受之难溯源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的高峰阶段,长期以来,论及清代长篇小说,常常以《红楼梦》、《儒林外史》为代表。《歧路灯》作为这一时期作品,名不见经传,虽为一部六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生成于《红楼梦》之前和《儒林外史》之后,但是,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歧路灯》才得以大规模出版。此作品于两个世纪间被“悬置”,抄本之多几于其他任何作品之上,流播空间狭小,始终走不出中原大地,竟几成为一大憾事。从传播与接受角度解析《歧路灯》,有助于其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

真实的商业与商人图景——兼论《歧路灯》中的王春宇形象

《歧路灯》一改明代小说中对商人描写的理想色彩与诗意生活,继之以真实的生活场景,全面描述了当时商业的全面真实景况,既描写了商人致富的艰辛,也重现了"无奸不商"的经商现状,同时写出了商人对于缙绅阶层的向往之情,并通过对缙绅家族沦落后的描写表现出了自己的教育意旨。

《歧路灯》:当代教育启示录

清代李绿园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蕴含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它以浪子回头为题材、以劝诫青少年为主旨,提倡青年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从而成长成才。《歧路灯》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值得发掘、探讨和反思。

《歧路灯》的文类归属及家训主题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多将《歧路灯》视为世情小说、教育小说或家庭小说。然而其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明显的训诫教化特征和略显疏散的叙事风格,始终与上述定位不甚匹配,影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认定和评价。鉴于明清时期家训撰写的普遍性,结合李绿园的社会身份及写作意图,依据《颜氏家训》等确立的家训文学类属标准,将《歧路灯》视为"家训小说",更利于其主题阐释和价值评估。

《歧路灯》“家政”描写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是一部"教子"书,同时是一部"家政谱"。其写"家政",首在重视"治家"的态度,其次是兄弟、主仆相处之道,以及婚姻大事、勤俭持家等家风的养成与持续,有许多值得今人借鉴的内容,是古代传统"家政"文化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

《歧路灯》“官场”描写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以写"教子"为中心,旁及官场,写了个别的贪官和大量的"好官";其托明代以写清中叶,揭发指斥官场的时弊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却指望着政治清明,多一些人入官场后能洁身自好,并前无古人地在书中传授暗黑世纪里做官的经验。但结果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给人以改良政治的信心,小说家创作"名臣传"干政救世,遭遇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因而小说虽写了那么多的"好官",却从来未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歧路灯》家族小说主题及平民化叙事模式分析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族制度较为强盛,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伦理文化,逐渐扩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受此影响,世情小说较多渗透着对家庭伦理及亲缘关系的审视,继而促使家族小说走向繁荣。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叙写了一个"浪子回头"故事,侧重于表现子女教育、门第观念、宗族意识等主题,堪称一部典型的平民家族小说。

论李绿园的社会阅历对《歧路灯》艺术成就的影响

李绿园的社会阅历与《歧路灯》人物塑造的成就和缺憾密切相关。李绿园主观上对阅历教育的重视并没有弥补客观生活的匮乏给作品带来的不足,全面了解李绿园的生平阅历有助于对作品的进行深入了解。

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30—31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50多位专家学者就《歧路灯》研究中的新成果、新进展进行热烈研讨。本届会议主要涉及《歧路灯》的道德教化功能、语言文学艺术、李绿园生平家世等问题。此外,此次研讨会还成立了《歧路灯》研究会,搭建起《歧路灯》研究和交流的坚实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