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关利窍针刺法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通关利窍针刺法对于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方法将91例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组46例和对照组45例。针刺组采用通关利窍针刺法,对照组采用康复训练。两组于治疗前后进行标准吞咽功能评估量表(SSA)、改良的Barthel量表(MBI)、吞咽障碍特异性生活质量量表(SWAL-QO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SSA、MBI、SWAL-QOL、HMAD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治疗后两组各量表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针刺组治疗后各评分改善程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通关利窍针刺法疗效优于传统康复训练,能更有效地改善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的吞咽功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抑郁状态。

李峤《杂咏诗》:普及五律的启蒙教材

初唐是一个诗的时代，诗歌的功用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众多类型的诗歌中， 李峤的《杂咏诗》尤为与众不同。它无论在形式、内容、体系及风格上，还是在传播、版本 、注释方面都独具特色。而这皆源于《杂咏诗》作为启蒙教材的独特的创作目的。只有将这 组诗视为启蒙教材，其各种独特性才均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给予《 杂咏诗》新的价值评判。

蒙学视野中的李峤《杂咏诗》

初唐李峤的《杂咏诗》 ,是一组自成体系的咏物五律。它不仅在诗歌史上独具特色 ,是一部应时的诗体创作蒙学教材 ,在蒙学史上更是不同凡响 ,既符合蒙学传统 ,又具有新的开拓。只有从蒙学角度入手 ,才能真正看清其优长与不足 。

论类书与唐代“檃括体诗”

檃括的本义是矫正曲木之工具,其本质在于“改”,也就是不断追求事物的简化。类书的编纂实际上是不断追求简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具体部类的划分,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以“标题隶事”“事对”等来简括纷繁复杂的事物上。李峤的120首咏物诗将所简括之“标题”在音律、对仗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符合一定的格式,与类书的编纂有相似之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百咏”可视为唐代的“檃括体诗”。考其成因,科举考试的帖经和试策为其成诗的社会因素,而初唐文人争以藻饰相高的文风则是“百咏”成篇的内在需要。

“文章四友”名称、名次考辨及其文学意义

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年轻时就号为“文章四友”的说法并不可信,同时“崔李苏杜”的名次排列乃是依四人的诗文在当时宫廷中的地位与影响来决定的。“文章四友”作为以文为友新风尚推就下形成的文人集团,它的形成方式本身就全面反映那一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新兴士子以文章致身的生动情态。反之,以文为友的风尚也影响了四人的文学创作,打开了唐人诗歌表现内容的一个新视界。

李渔与乔、王二姬

李渔与乔、王二姬的关系是正确评价李渔的最大障碍。仔细分析,李渔与乔王二姬,首先是主仆关系,其次是师生关系,再次是韵友关系,最后才是男女情爱关系。乔、王二姬是李渔生命中的福星,给李渔带来一生中极为难得的短暂的生活稳定、事业兴旺和感情和谐的幸福时光,所以对于李渔具有独特意义。乔王二姬对李渔的感情,主要是出于由普通民女成长为艺术家之后的知恩图报,其次是一般艺人对一个文化巨匠的爱慕,还有就是艺术家之间由于共同的审美追求而产生的心灵相通。今天应该正确看待李渔与乔、王二姬的感情,科学评价李渔的文化史地位。

李宪乔诗歌雨意象评析

李宪乔喜写雨诗,所写雨既有愁雨、苦雨,亦有诗雨、美雨、禅雨。其雨诗笼罩着阴郁的基调和迷离的朦胧美。

杜审言佚文《王绍文墓志铭并序》考释

由于南宋时《杜审言集》十卷本已经散佚,致使杜审言文章竟无一留存,后世学者论析杜审言的文学地位与贡献时,只能仅就其诗歌而论。新近出土的《王绍文墓志铭》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杜审言唯一文章,填补了杜审言存世文章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杜审言的文学成就是至关重要的文献材料。该墓志中的某些记载可补史书之阙,其"无一字无来历"的文风对杜甫文赋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

“苏瓌有子 李峤无儿”小考

李峤与苏瓌为武后、中宗朝重臣,"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见于各种杂史笔记,有三种不同说法:中宗召二子问"所通书",苏颋之应答颇令中宗满意;苏颋为其父苏瓌守制,坚不起复;同在朝为相,李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根据两《唐书》、李峤长子李畅《墓志》等史料,对此三说逐一详加考证后可知,同在武后中宗朝官居要职,峤子不及瓌子颋有才能之说,当为三说之中最为合理的解释。

“生于南洋”与“留学西洋”——林文庆、李登辉等的现代大学理念及其侨易背景

选择生于南洋、献身中国教育的两位私立大学校长林文庆、李登辉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他们的现代大学理念,尤其关注他们作为实际上的创校校长而不得不担负起的开辟性任务。至于生于南洋的其他重要人物如辜鸿铭、伍连德、宋旺相等也会在适当时候进入讨论范围,由此凸显作为文化背景的“生于南洋”,同时借助侨易学理论,分析他们作为现代留学生表现出的文化理想,尤其是留英、留美路径的细微区别。同时强调二元模式形成的“相辅相成”,即中国现代大学办学过程里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君臣关系”:开创者与主持者的唇齿相依。譬如在厦大是陈嘉庚—林文庆的二元关系,在复旦是马相伯—李登辉的二元关系,这二者与在南开的严修—张伯苓关系都是相吻合的。这种私立大学的特殊现象,其实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多元景观之“风景这边独好”。

东北沦陷时期话剧演出活动的主要特征

东北沦陷时期(1931--1945年)的话剧演出活动虽不如关内繁盛,但也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和特征。话剧演出活动从自发不断走向自觉,不过整体演出水平依然偏低。话剧演出活动不断接受和呼应关内新文学所产生的成熟的文艺成果,也推动了本土剧作家具有地方特色的剧本创作。话剧演出逐步成为日伪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成为部分爱国知识分子与群众在殖民语境下表达抗争之音的一种有效方式。

李峤诗歌的艺术特色及其文学影响

李峤诗歌具有很高的艺术特色与成就。大致说来,其诗歌善于隶事用典,且巧为骈俪偶对,同时具有富丽恢宏与清绮秀美兼善的特点。从文学史意义上说来,李峤诗歌促进了律体与七古的发展。

李峤应制诗引领初唐诗风考论

李峤应制诗在"初唐之渐盛"的发展进程中,不仅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事功"追求,形象地描述了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代的士人概貌、民族关系等"国是"活动,同时也对初唐新体诗的创作技巧、审美取向和声律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文章宿老"以其"对初唐新体诗抒情内质的进一步充实及其美学格调的进一步提升",成为引领"初唐之渐盛"的典型标志之一。

伪满洲国时期李乔话剧的创作背景及特点

东北话剧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萌芽,但受日本侵略战争的影响,东北沦陷区话剧作家的创作受殖民者的控制十分严重,这使得东北沦陷区话剧作家的作品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征。作为沦陷区的话剧创作者,李乔的话剧创作既要反映出对异族入侵的愤恨,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又常常迫于压力,进行附和国策的书写。对李乔话剧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进行研究,能够管窥东北沦陷区话剧创作的思想主旨和创作倾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李宪乔(少鹤)的诗学思想评析

李宪乔是清代高密诗派的代表性作家。其诗学思想兼取唐、宋派的优点,而又不失自我,表现出了一定的超越精神。一方面,他强调诗言志为诗人安身立命之处;另一方面,又重视性情,反对诗分唐宋、四唐。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他主张转益多师,“舍皮得骨”。此外,他还继承了辨味理论,推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歌境界。

由周人的“巧利”之弊说到《老子》的“绝巧弃利”

《老子》欲绝之“巧”乃巧伪、巧诈之“巧”,而“利”实指货财之“利”,非“利口”“巧言利辞”之“利”。《礼记·表记》载周人“尊礼尚施”,“礼”造成“巧”,“施”则养成趋“利”之势,由此导致周人的“利而巧”之弊,此乃《老子》要“绝巧弃利”的真正原因。周之所以兴,文献多谓“文王受命”,这不过是周人的政治宣传;《诗》则云“陈锡载周”,即强调能“施”“布利”的重要性,此又揭示出周政重“利”的另一面。由“义”“利”关系及“绝巧弃利”看,今本《老子》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也明显是不合逻辑的。

从李峤“杂咏诗”看诗歌功用的拓展

李峤"杂咏诗"在形式、内容、体系方面独具特色:均为五言律诗形式,内容全是咏物,作者运用主题类分法,构筑起一个严密、有序的体系,形成有形无神、略无兴寄、多无生趣之风格。在唐初律诗规范化、定型化之际,这120首五言律诗的确为律诗形式的固定起到了范式作用,其独特的创作目的,拓展了诗歌的功用,成为启蒙学者、以诗教诗的教材,同时后世咏物诗集对"杂咏诗"以类书编写的体制多有参考。

《李峤百咏》的祥瑞书写及其成因——兼及武周天命建构中的文学创作动机

《李峤百咏》作为初唐五律定型过程中的范式,在对象选取、意象用典和意境营造中带有明显的注重祥瑞的特点。这与当时的宫廷咏物诗风以及李峤的官职和写作经验有关,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需求及李峤的政治立场存在内在的联系。因为武后以女身称帝,尤其需要藉助祥瑞表征来凸显自身的天命之应,而李峤以诗歌的形式参与武后的天命建构与祥瑞宣传。

“通关利窍”针刺法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

“通关利窍”针刺法治疗卒中后吞咽障碍区别于传统和现行其他针法之处在于:首先,它秉承醒脑开窍针法调神的根本理念组穴,以脑府立论,将吞咽障碍的口舌咽喉部关窍症状与其病本“脑府”相结合论治;其次,在针刺操作过程中有着严谨而规范的要求,即手法量学,除标准化的捻转提插外,颈项部穴位深刺、咽后壁点刺放血及“如鲠在喉”的针感均独具特色。

论李峤诗歌中数字的运用

初唐诗人李峤流传下来209首诗,共有100首诗运用了数字,数字入诗的频率相当高。运用表格,统计了李峤每个数字的入诗频率,并且罗列了这100首诗歌中数字的运用形式,详细分析李峤诗歌中数字的具体运用情况,探讨其数字后接名词多是表示与被咏事物相关的时间、距离、数量和色彩等。最后论证李峤诗歌使用频率最高的数字"三""五""九""千""万",通过溯源字义的方法,深入挖掘李峤诗歌中这几个数字的具体用法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