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偶寄》中服饰的色彩美学研究

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素有“衣冠之国”的美称。明清之际,中国的服饰文化观渐趋成熟,思想家的视角并非像先秦时期以治国平天下,而是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充满兴趣,注重个体的着装发展,李渔便是其中代表性的理论家之一。本文以李渔的著作《闲情偶寄•声容部》中的服饰为分析对象,探讨李渔以生活艺术的角度对服饰色彩新颖的见解。李渔的服饰色彩美学以人为主,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不仅在当时别有新时代的意味,对现代的服装设计也具有借鉴意义。

生活的逸致与闲情:《闲情偶寄》设计思想研究

《闲情偶寄》是明末清初文人李渔所作的一部关于戏剧艺术和生活设计的笔记体著作,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内容多与衣、食、住、行、用相关,其中既有李渔诸多设计的自我陈述,又有其作为设计亲历者对于当时设计现象的批评与评价,更可视为其设计思想的经典记录,本文主要对其设计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研究。

《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要离故事的关系考察

《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七所引《越绝书》佚文与《吴越春秋》中记载的要离折辱椒(菑)丘的故事在主体框架、具体细节上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具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因此,在分析《吴越春秋》中的要离故事时,必须将《越绝书》佚文纳入考察范围。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闲情偶寄》中的造园思想研究

清初文人李渔的著作《闲情偶寄》,是他对自己一生所学的总结与归纳。《居室部》中凝练了李渔的造园思想和审美情趣,涉及古典园居生活的各个层面。李渔在写作中偏重应用说明,其提出的求新尚雅、物以为用、戒奢从简等务实的造园思想和技法对今天的风景园林建设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闲情偶寄》造物观中的“趣味”美学解读

目的提炼和解读《闲情偶寄》造物观中的“趣味”美学思想,探寻设计创新和当代生活理念的启示和方法。方法结合当前重视文化自信、设计创新与生活美育等现实背景,运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通过对《闲情偶寄•居室部》的解读,揭示李渔在造物设计中的“趣味”美学思想内核,进而探讨其对当代的设计创新、生活审美化和趣味化问题的启示。结论《闲情偶寄》中的“趣味”美学造物思想内涵丰富,可以从“奇趣”“雅趣”和“意趣”三方面进行解读,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优秀设计文化、弘扬文化自信的重要史料,还对指导创新设计、趣味设计和探索当代生活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钟情丽集》与邱濬关系考论

《钟情丽集》是一部在明代影响颇大的中篇文言小说,其作者相传为海南文化名人邱濬。然而,由于《钟情丽集》与邱濬的形象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反差,此说长期备受质疑。明清学者多承认《钟情丽集》的作者是邱濬,并将两者关系解释为邱濬"悔其少作"。目前学界倾向于否定邱濬与《钟情丽集》的关系,并提出邱濬政敌"假小说以施诬蔑"说。上述观点均忽略了《钟情丽集》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色。《钟情丽集》产生于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之下,其创作目的是赞美海南文化,而非诋毁邱濬。《钟情丽集》与邱濬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不宜轻易否定。

不让中州独专美——《钟情丽集》与明前期海南历史文化

文言中篇小说《钟情丽集》问世于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取得跳跃式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它的问世填补了海南在古典小说领域的空白。作者"不让中州独专美"的创作心态赋予《钟情丽集》特殊的文化意义。只有将《钟情丽集》与明前期海南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对其思想、艺术特点作出更加深入合理的解读。

厉鹗著述考

厉鹗是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地位极高,影响深远。其著作繁多,独撰者十一种,合撰者十种,评点者两种,已佚者六种,梳理出各种著作的写作时间、主要内容、版本源流及异同,考证出了《西湖诗词丛话》为伪书。

李渔《闲情偶寄》园林美学与戏曲理论的关系

李渔的《闲情偶寄》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在园林美学上的成就也渐渐引起重视。其实 ,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或相通之处。“代山代水”与“代言” ,对于李渔来说 ,都不过是逃避现实 ,以寄托文人梦想的家园 ;而“贵自然”、“尚奇求新”、“通变” 。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折中修正——以“保合太和”与“继善成性”的注解为例

蔡清对朱熹《本义》的研究,是在逐字逐句的斟酌中走向前进。他对朱注强调全面理解,并多有义理发挥和字义辩证。在"保合太和"论中,以实理充盈诠解"保合太和",符合朱熹以理为本解释天道流行圆满的主旨;注意"各正性命"与"保合太和"的区别,并将"利"与"贞"分说之;认为"各正"虽指向理,但理不能离气。在"继善成性"论中,肯定"动静无端",道具于阴与行于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突出道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继善与成性相互发明,其间的差异并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承认人性兼有善恶高下,推进程颢以来善恶皆谓性和理有善恶的观点,具体化了朱熹对孟子性善论性而不言气的批评;讲性善重要的不在于"善"的质的统一,而在于量的差别。

明清小说视域中的海南

明清是中国古代小说繁荣期,也是海南文化鼎盛期。诗文小说《钟情丽集》是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大发展的产物。从明代中期开始,海南文化被内地文化"同化"的现象比较显著,其地域特色较少被关注,这在公案小说中有所体现。受交通制约,海南与内陆之间一直存在隔阂,表现在明清志怪小说对海南的描绘,往往掺杂神秘想象和历史记忆。明清时期,海南本土作家极少从事小说创作,这与小说的文化属性及海南文人的文化心态有关。

李渔《闲情偶寄》语言风格简论

《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创作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随笔,其语言亲切自然、简洁平实,呈现出“言近旨远”“雅俗俱利、理致兼收”“简而文、新而妥”的语言风格。李渔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晚明心性之学的盛行、明清易代之际政治对出版的管控,以及李渔自身个性特征等因素息息相关。李渔用其独具风格的语言为我们构筑了《闲情偶寄》这座奇特的文化大厦。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李渔安乐有时、起居有度的休闲生活方式和戒奢从简、师法自然的休闲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解李渔的“别解务头”

本文通过对元以来数位曲学大家关于"务头"一词的阐释之梳理,尝试探讨清代李渔"别解务头"之说在"务头"阐释史上之价值与地位,揭示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李渔戏曲论著的成就与特点——以其《闲情偶寄》为研究的重点

李渔的《闲情偶寄》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表演的一系列戏曲艺术的经验与技巧,极富理性色彩。其所获之成就与特点,主要表现为"由曲而戏的戏剧论""结构第一的创作论""浅处见才的语言论"等方面。中国戏曲论著史上的"戏剧学",即因此而肇始。

“日常生活”与“闲情偶寄”——列斐伏尔和李渔“日常生活世界”之比较

列斐伏尔是日常生活理论的开拓者,李渔是编撰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指南"第一人。两人都把视野投射在日常生活的新天地,发现了其中的美、其中的艺术。不同的是,列斐伏尔是把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拓展、运用到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领域,寻求人摆脱异化之路;李渔是要告知人们如何简便实用、科学有效地安排生活起居事宜,进而享受生活的闲情和惬意。

李鸿章佚文辑补十一篇——兼辨李鸿章集中的误收之作

《李鸿章全集》经多次整理,屡加刊行,收罗其生平著述颇为完备。不过,由于编辑难度较大,限于多方面的因素,全集仍有遗漏。学界对此时有补充。新见李鸿章佚文十一篇,《李鸿章全集》失收,可补其阙。并就典籍所载,另知其佚文十二篇,然尚未得见原文,兹存目于此,以备寻访。此外,《李鸿章全集》中有多篇文字系薛福成代笔之作,需加以剔除。

花木的“正名验身”:读《闲情偶寄》种植部

读《闲情偶寄》种植部,会发现李渔爱花木至情至性,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与审美眼光,借草木以人喻,为花木“正名验身”:一是对花或命名、或易名、或赞名、或贬名;二是为花引经据典,或为花题诗;三是为花或批前人之说,或独抒己见,或为之翻案。这些命名、题诗、批评在实证的基础上沿袭和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风雅,体现了李渔对花木世界的深层观照,宣告了自己审美价值倾向。

新见李东阳撰宦官墓志铭考述

新见李东阳撰《明故御用监太监掌浣衣局事傅公墓志铭》《明故司设监太监韦公墓志铭》,记述了明代宦官傅庆和韦记的生平及内廷任职情况。在明代,一些宦官权如外廷元辅,一度和士大夫分庭抗礼。李东阳位居士大夫阶层的顶端,却频频为宦官撰写墓志,所撰墓志又均未载入其文集,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明代士大夫阶层与宦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情之所必有”到“理之所宜有”──略论纪昀的小说虚构理论

纪昀的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并非完全反对虚构。他的虚 构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虚构”一词在小说中以多种形式出现；特别是寓言手法的 运用，更加强了其小说的虚构性；但纪昀却有意用理来对虚构进行限制，使虚构披上了“理 所宜有”的面纱。从“情之所必有”到“理之所宜有”，情理的消长有其历史发展的轨迹。 纪昀久历仕宦的个人经历与当时重考据的汉学之风，加重了其小说的“理”性色彩，从而使 纪昀对虚构的运用遮遮掩掩，欲说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