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

长期以来,尤刻本《文选》被认为是李善单注本的代表,但是将此本和相关版本进行详细比对后发现,它已经严重偏离了李善注。与已知最早的李善单注本北宋国子监刊本相比,仅《吴都赋》一篇,尤刻本就出现了2035字的增注。这些增注不仅来源复杂,而且大部分找不到出处,比较可靠的推测是:尤袤手中有一个李善注本,而这个注本有大量的旁注附在善注之旁。尤袤在刊刻之时,把这些内容作为善注收入了新刊本。总之,尤刻本是一个以李善单注本为名的杂糅了诸本的《文选》注释本,从学术研究层面讲,是一个很不值得信赖的本子。

藏柴胡地上部分有效成分提取工艺的研究

目的研究藏柴胡地上部分的有效成分,优选提取工艺。方法采用正交实验进行提取工艺的优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有效成分含量。结果藏柴胡地上部分茎叶中主要成分为黄酮类成分;最佳提取工艺:采用85%乙醇提取3次,提取2 h。结论所优选的提取工艺经济、可行。

李善兰对数论研究

本文试就李善兰《对数探源》和《对数尖锥变法释》的王要结论予以解证,并就李氏据以导出对数展开式的对数积的图形来源给出推测,以期对李氏的对数理论的整体获得比较准确的认识。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

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赋作解题、赋家小传、文字校勘、辨识通假字与异体字、标注音读、训释语词、串讲句意、揭示主旨与写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观点稳妥。注释中大量征引先唐时期的汉赋注释以及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详释语典与事典,资料富赡,识见卓绝。李善《文选注》堪称是汉赋注释史上的高峰与典范,对有唐以来的汉赋注释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繁琐考据的标本——评《文选李注义疏》

注疏应要约明畅,辞忌枝碎。《文选李注义疏》有一定的贡献,但十分繁琐,已喧宾夺主,是繁琐考据的标本,不应给予过高的评价。

《文选》李善注征引《方言》的特点及评价

文章将《文选》李善注征引扬雄《方言》的用字材料与《方言校笺》进行了对比、分析和研究,认为李善注引文的特点主要在于用字方面:所引文字与被释《文选》原文或《方言校笺》用字之间往往是假借、同源或异体关系;引文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胸有方心 气自浩然——李方膺绘画艺术论

李方膺是"扬州八怪"主体画家之一。但是,对李方膺的研究至今尚纠结在生卒年的考辨上,而对其绘画美学思想以及绘画风格之嬗变的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李方膺留下的文史资料太少,但书画押印却很多,且自成系统,故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引进了李方膺书画押印的考释辨析,结合其绘画作品,研究其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和审美理想,进而探讨其绘画美学及其艺术风格之嬗变,以期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李善注的情感观照——以《文选·情赋》注为例

李善以文学语言注释文学作品自然是对传统经学注释的突破与创新,但更与《文选》的编者萧统重情的情感指向及文本本身的情韵有关。情感因素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为李善的注释披上了一层情感外衣,尤其是《文选.情赋》注,这种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情感的注入是李善注释《文选》的创新,也是李善注释的重要特点。

《庆历善救方》的编撰、内容及传播

《庆历善救方》是庆历八年（1048）宋仁宗命翰林医官院编撰的专门用于防治蛊毒的医学方书,由福州医工林士元之医方和太医辑录其他医方组成,约在南宋灭亡后散佚.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和洪迈《夷坚志补》记载了此书的编撰过程、部分内容和传播应用情况,而且叙述了宋代蛊毒的种类、特征、流行及防治措施,尤其是书中保存的“治蛊毒正方”（元代称“吐剂八味方”）、“解毒丸方”和“和气汤散”3首著名的方剂,对于认识、了解《庆历善救方》的属性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宋朝皇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吏对此书的传播和应用极为重视,不仅颁之州县,而且将其刻于石碑,供医学家和普通民众习学,以预防毒蛊.

新见李自成时期两方官印及其相关问题

最近在陕西发现的李自成政权官印中,"汲县之契"为最早铸印,"鲁山县信"为最晚铸印,此二印俱与河南有关,可全面代表李自成政权颁铸官印的自名特点、尺寸规制、款识流变等。这两方原属河南的李自成政权官印遗落在陕西,与李自成由北京退回陕西后,局势的迅疾糜烂密不可分,折射了李自成起义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