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文选》注所见《山海经》增注考--以尤袤刻本为中心

宋尤袤本《文选》所见《山海经》文献材料,分别与敦煌本、集注本、北宋监本、奎章阁本、赣州本《文选》对校,其存有与各本不同的《山海经》增注文,且其增注方式不同于赣州本对“已见”例大量回溯,而是通过重新增引及在原注上补充新注两种方式,对李善注进行了补充。另有他本增引《山海经》而尤袤本无的情况,表明了尤袤刊刻《文选》所据底本的复杂性。

《汉书》《文选》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比较

《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相同作品注列古今字差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古字(即正文用字)不同,但今字相同,如《汉书》注“鼌,古朝字”《文选》注作“晁,古朝字”;古字(正文用字)相同,但今字不同,如《汉书》注引如淳曰“甿,古文萌字”《文选》注引作“甿,古氓字”;《汉书》《文选》正文用字相同,颜师古、李善注释用字也相同,但颜注用术语“古”,李注用术语“今”,如《汉书》注“廑,古勤字”《文选》注作“廑,今勤字”;《汉书》正文用古字,颜师古注以今字释古字,用“即”沟通字际关系,《文选》正文用今字,李善注误用“古”沟通字际关系,如《汉书》注“歫即距字”《文选》注作“距,古岠字”。

《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

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应当为綦毋邃序注本,该本在张载、刘逵及卫权《三都赋》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三都赋序》注。在李善注《文选》时,綦氏序注本略有残缺。对于臧荣绪《晋书》与序注本在旧注作者问题上产生的分岐,李善采信了史书的记载,因此导致了后人对《三都赋》旧注的误解。

从《文选》李善注看《列子》并非伪书

《列子》是先秦道家典籍,是列子门人记录列子思想的著作。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后人整理附益,增加了一些晚出的内容,因而导致部分学者怀疑《列子》是伪书,"伪书说"者多认为魏晋人作伪。从《文选》李善注引用《列子》条目来看,《列子》在两汉魏晋直至南朝宋齐梁期间一直流传有序,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很多作家都曾引用过《列子》,其中尤以张衡、曹植、嵇康、左思、张协、潘岳、陆机引用次数较多。这些情况表明,从西汉到东晋《列子》一直流传有序,魏晋间有人作伪之说难以成立。《列子》既然不是伪书,其价值和地位也应该重新评价。

《文选》李善注征引《韩诗》异文研究

《文选》李善注的特色之一,是广泛征引唐前古籍解释字句典故,这其中就包括了现已亡佚的《韩诗》,因此,《文选》李善注成为我们了解《韩诗》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自宋代以来《文选》迭经翻刻,异文丛出,这又给我们认识《韩诗》带来了不少障碍。由于《韩诗》原本今不存,仅凭李善注中征引的片言只字,对于这些异文很难做出判断。本文通过梳理《文选》李善注征引《诗经》的体例,辨明其选择征引《毛诗》或《韩诗》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将单个的异文置入整个李善注的体例背景中去考虑,从而对于前人尚未辨清的一些异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文选集注·奏弹刘整》发微

《奏弹刘整》一文体例奇特,不仅为散体,还夹杂着当时的方言口语。这种文体上的混乱皆因注家妄引本状、供词、吏议忝入正文所致。本文在比勘《文选集注》与诸后出刻本的基础上,依据《文选集注》中的陆善经注和编者案语,对《奏弹刘整》正文及李善注文旧貌作了一番复原工作,并探讨了其递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近三十年《文选》注释研究述评

《文选》注释之学作为文选学研究的一个范畴,自建立起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是文选学研究的重点。从1988年迄今,《文选》注释研究经历了由传承创新到拓展深化的嬗变过程。前期研究侧重于继承传统文选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模式主要是将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出现褒扬李善注、重估五臣注等倾向。而后唐钞《文选集注》的出版,使得《文选钞》、陆善经注等材料成为研究热点。相较而言,后期的《文选》注释研究主要得益于新方法的运用,研究者将不同版本的注释进行比对,找到尽可能接近《文选》注释原貌的本子,达到一种具体而微的整体观照效果。

《为顾彦先赠妇》李注辨证

《文选》李善注本中"浙江汜"本为"游江汜","全彦先"("令彦先")当为"顾彦先"之失;李善所见两陆之《集》,本诗均题为"为顾彦先作";李善认为《文选》将"上篇‘赠妇’、下篇‘答’"的士衡组诗与"并是‘妇答’"的士龙组诗并"云‘赠妇’"为"误",未为得。此盖因其没有注意到这里之"赠"可纳"答"所致;"往返"二字盖后人据诗意增。

李善仕宦问题考

文献资料中关于李善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缺乏系统性,因而李善生平与官职经历尚未能清晰展现。李善传记中先写其任沛王侍读,又写其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是追叙的写法。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显庆六年九月,其“出为经城令”的原因是因其性格耿直受到排挤所致,并非为避祸贺兰敏之而自求外调。受贺兰敏之推荐其任职的时间应该在龙朔二年前后,所任职务为兰台郎。其坐流岭外是因与贺兰敏之过从甚密。

萧该《文选音》到李善《文选注》——早期《文选》学者及其“《选》学”著作述略

"《文选》学"发端于隋代萧该的《文选音》,至曹宪而正式建立。其后许淹、李善、公孙罗,各有著作,其中李善为"《文选》学"之集大成者。李善《文选注》在继承前代典籍注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四部引书共1965家,征引繁富是其最重要的特色。

关于“文选学”

研究萧统《文选》自隋唐以来成为显学,历久不衰,延续至今。李善注、五臣注代表《文选》注释中提高与普及两种类型,各有重大贡献。"文选学"研究六大问题:《文选》产生的背景、选录作品的标准、体类的划分、注释研究、版本研究、与相关著作的比较。"文选学"有三度高潮:唐、清和近三十多年。江苏学者在这一领域相当活跃。

《文选》李善注征引《诗》《骚》之学术思想探微

《文选》李善注,是一项浩大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工程,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李善虽无关于学术思想研究的专门论著,但于李善注中征引《诗》《骚》的大量例句中,则可发现其难能可贵的学术思想,具体体现在"竭泽而渔,例证翔实"与"尊重学术,存真求实"两个方面。李善如许吉光片羽式的学术思想,则缘于其深厚的《诗》《骚》情结。

《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释义情况与大徐本之比较研究

本文拟将李注所引《说文》的释义情况与大徐本《说文》作一比较,以对《说文》学以及文选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通过分析研究,最终认为大徐与李注所用的《说文》当为同一版本或较为接近的版本,我们完全可以用李注所引《说文》资料去印证今天的大徐本。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李善注《文选》留存旧注综论

李善注《文选》留存了大量唐前旧注,文献价值极高。这些旧注可分为单篇旧注、《汉书》旧注、《楚辞》王逸注等三种类型,其来源各有途径,较为复杂。通过考察可以推测,旧注可能是李注底本原有旧注,而非李善本人所引。而对旧注的采用是《文选》文本存在大量异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善对旧注的处理原有明确的凡例,但旧注在《文选》文本长期的流传编纂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复杂的羼乱现象,对《文选》的整理和使用都造成了很多疑难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严谨的文献学手段清查校理这些旧注。

论《文选》李善注所引司马彪《庄子注》的价值

司马彪《庄子注》今已散佚,只有部分因为其他典籍的引用而得以保存。《文选》李善注所保留的司马彪《庄子注》数量虽少,但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与《经典释文》中保留的司马彪注对比之后可以发现,二书所用版本不同,且司马彪也很重视对《庄子》义理的分析。另外,在探究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篇目上,司马彪注也有一定的价值。

尤袤本《文选》研究现状分析

尤袤本《文选》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李善注《文选》刻本,也是后世单李善注刻本的祖本。目前尤袤本《文选》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版本来源、价值、《李善与五臣同异》研究以及版刻问题。尤袤本《文选》研究的程度与其重要性尚不匹配,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待加强,关注点和角度需进一步拓展。

历代《文选》刻本中的陶诗文献辑说

萧统《文选》选录陶渊明诗文,扩大了陶渊明的影响,推动了陶诗的传播。唐李善、五臣相继为《文选》作注,成为陶渊明诗文的较早注释者。后代文人对《文选》的评点,涉及陶诗者颇多。《文选》在陶渊明诗文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巨大,汇辑历代《文选》刻本中与陶诗相关之文献,可为陶渊明及其诗文研究提供较为细致的材料和多元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