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征引《韩诗》异文研究

《文选》李善注的特色之一,是广泛征引唐前古籍解释字句典故,这其中就包括了现已亡佚的《韩诗》,因此,《文选》李善注成为我们了解《韩诗》面貌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由于自宋代以来《文选》迭经翻刻,异文丛出,这又给我们认识《韩诗》带来了不少障碍。由于《韩诗》原本今不存,仅凭李善注中征引的片言只字,对于这些异文很难做出判断。本文通过梳理《文选》李善注征引《诗经》的体例,辨明其选择征引《毛诗》或《韩诗》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将单个的异文置入整个李善注的体例背景中去考虑,从而对于前人尚未辨清的一些异文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文选》阮籍诗注及钟嵘评论问题探究

阮籍《咏怀诗》旨意幽微,南朝时即有颜延年和沈约为之作注。稍后钟嵘在《诗品》中就对颜延年注解进行了评价和揣测,但对沈约注却只字不提。颜、沈二注目前仅少数几条保存在李善注《文选》内。笔者以此为据,发现钟嵘批评颜延年是因后者只谈名物训诂不谈美刺教化,严重背离了《毛诗》的注释传统,而这又体现了钟嵘诗学观中对传统继承的一面;不提沈约注,是因为沈注流传极少,他并没有见到。

今本《汉书》与《文选》李善注引文互校

中华书局1962年整理出版的标点本《汉书》,可以说集《汉书》各版本之大成;但是,其中错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文选》李善注本大量引用《汉书》,使我们得以窥见初唐《汉书》的基本面貌。利用《文选》李善注中的《汉书》引文及其他相关资料,考校异同,辨别是非,对《汉书》的校勘整理和《文选》的研究均会有所裨益。

义例注《选》:论李善注引书为证的方法

义例是李善注解《文选》的核心概念。借重《左传》将“凡例”分散在注释中的体例,李善为引书为证提供了周密的理论支撑:根据作者祖述、士人风尚和文学接受的注释需要,遵循“举先明后”—“转以相明”—“引后明前”的引书时序;在兼顾注释精度和阅读体验的基础上,对全书引文进行“从省避复”的空间布局。通过“自有其例”和设置“旧注是者”“其有乖谬”者、“引证疏略”者三层旧注信用等级,李善注内化了萧统《文选》的编纂原则,极力协调旧注与《文选》的冲突。在注释实践中,李善还通过附带条件的解释和增设变例来缓和义例与《文选》、旧注和自注之间的矛盾。以义例的方式注解《文选》是李善注成为征引式训诂典范的重要因素,在学术方法上促成了集部地位的升格。

读《文选》李善注札记二则

书名的背后反映书名拟定者或著录者的学术思想。《文选》李善注引郦道元注《水经》之"注文"专称之为《水经注》而非《水经》,反映了李善重郦道元"注文"的价值取向。由此,《文选》李善注创生了《水经注》专书名。李善所注《文选》,从唐至清,清之前各种目录著录其题名为"文选",反映了对"选文"的文学范本意义的高度看重,这是与封建科举考试重辞科的需要相适应的;而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却著录其题名为"文选注",反映了对"注文"考据意义的重视,这是与清代盛行的乾嘉朴学思潮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