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悼亡诗叙议

本文在悼亡诗史的背景下,阐述李商隐悼亡诗的独特价值。李商隐的人生际遇、个人气质与其悼亡诗有密切关系,而“生为死祭”的凭吊与生言死事的语言确实是人生哲学和处世姿态的体现。本文试就李商隐际遇、气质与他悼亡诗的关系,以及诗中深沉的身世之慨展开论述。

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

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大多从追索诗歌的本事出发，主要运用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把这些道教无题诗比附为政治遭遇诗；另外解释为诗人与女道士秘密恋爱的本事记录．这两种解诗方法都忽略了诗歌作为有机的艺术整体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内蕴．联系诗人的经历及理想追求，可知这些道教无题诗抒发了诗人人生遭遇的不平心绪．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内在意蕴

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他善于用婉曲的艺术手法表现自己的情感世界,他的无题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历代诗家众说纷纭,对无题诗进行各种解读,其争论延至今天。其实,无题诗是有一定的情感指向,首先表现的是个人的爱情生活,其次表现的是个人的怀才不遇和对生命的忧患,从总趋势上看,无题诗表现的是一种幻灭感。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

唐宋两代的末世文学大家李商隐与姜夔在他们的情诗、情词创作中 ,都存在着文体变异的因素 ,出现了文体之间抒写功能、审美风格等方面的出位互动 ,使得他们的情诗、情词呈现出特异风姿 ,而且相互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禅是诗家切玉刀”——浅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禅意

对李商隐的人生经历与佛教的关系、其诗歌中的佛禅体现以及其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虽然李商隐与佛禅有着化不开的情缘,但由于其对人生过于执着,他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生的痛苦而达于光明的彼岸,永远也不能真正超尘出世,走向空虚寂灭的境界。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试析李清照词的个体生命意识

李清照的词包涵着强烈而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时代的、个人的以及诗歌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成就了李词的这一特征;《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极为传神地把个体生命的律动状态表达出来,通过对它的赏析,可以管窥李清照词的个体生命意识。

李商隐与杜牧对杜诗之受容比较

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名,二人同样接受了杜诗的内容、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二人之出身、经历、个性、艺术追求等不同,他们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在接受杜诗时却呈现不同的倾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对唐末五代及宋以后诗歌也产生不同的影响。李商隐诗接受杜诗的讽刺的同时又受李贺曲折虚幻等风格影响;杜牧接受杜诗浓郁沉郁的同时又受韩文之雄壮之影响,各成一派,影响后代。

在李商隐无题诗爱情面纱的后面

李商隐是晚唐杰出的诗人,他的无题诗在不同的层面表现出不同意蕴,从文本上看,它从不同的角度表现爱情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深层意义上看,诗人所表现的爱情生活正是怀才不遇、生命的忧患和幻灭感的象征。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

李商隐在山西的行踪及其诗作系年考证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独树一帜的诗人 ,一生仕途坎坷 ,羁旅飘泊 ,先后赴桂州、徐州、梓州等地担任幕僚 ,留下了大量诗篇。李商隐也曾数次来山西 ,并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作品。但李商隐到底来过几次山西及留下哪些诗作 ,却历来说法不一。从一些资料的零星记载及通过对其作品的分析 ,可以推断出 ,李商隐或寓居或路经 ,前后至少有六次来过山西。其在山西期间所创作的诗篇大约有 47首。

论温庭筠、李商隐的咏史诗及其淑世情怀

晚唐绮艳诗派代表人物温庭筠和李商隐创作了大量咏史诗,这些诗歌批判了南朝君臣生活上的奢侈享乐,揭露了南朝腐朽的政治环境,讽刺了南朝君主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给晚唐统治者敲响了历史警钟;他们怀抱儒家入世理想和抱负,在诗歌中流露出了对国政大事的担忧,以及拯救衰败唐王朝的雄心壮志,展现出诗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博大深厚的淑世情怀。他们的咏史诗虽风格艳丽,但有"艳骨"。

论晚唐诗词抒情方式的创新——以李商隐和温庭筠为中心

李商隐的爱情诗和温庭筠的曲子词,共同展现了晚唐诗词秾丽深婉的美学特色,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抒情手法上的创新。李商隐的爱情诗,隐去具体情事,将情感物化;温庭筠的词,隐去作者,为人代言,将情绪审美化。晚唐文学抒情方式的这一创新,推动了晚唐五代词体的定型,成为词体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

李商隐后期咏史怀古诗的抒情特征

唐宣宗大中元年至大中十二年(847-858),属于李商隐人生后期。他经历幕府沉浮,接连遭遇丧偶、失友等重大变故,其咏史怀古诗呈现出更加成熟的内容,发生了抒情方式的嬗变。在诗歌内容层面,李商隐咏史怀古诗的地域色彩极为浓厚,同时注入了明显的兴亡讽喻之情;在抒情方式与诗歌风格层面,其咏史怀古诗的感伤诗风最终成熟、身世之感尤为明显。对李商隐后期咏史怀古诗进行分析考察,有利于探究李商隐咏史怀古诗的典型性及抒情方式的变化特征。

从《唐诗别裁集》看沈德潜对李商隐诗的独特定位

《唐诗别裁集》是清代著名的诗歌选本,沈德潜在集中对李商隐诗家一宗地位重新给予关注,并完成了在"格调说"的浸润下对李诗从巧丽柔媚到归于风雅的定位,从而在否定中肯定义山诗,成为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潮中的先行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