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明清版本述要

考证及梳理明清时期《本草纲目》的流传及源流情况。从《本草纲目》祖本入手,通过文献研究法等文献学方法,兼析历代主要版本,系统论述明清时期《本草纲目》的版本情况与存疑之处。《本草纲目》祖本问世于1596年,明清刊本60余种,其内容之丰富,学科涉猎之广令人惊叹。对《本草纲目》版本的讨论为后人对该书的研究及整理提供了基础依据,有助于对中医古籍的保护,有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本草纲目》妇产科活血止血用药成就

以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据,对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丹参、当归、红花、益母草、黄芩、蒲黄、三七、川芎、地黄、荆芥等10余种妇产科常用活血、止血药物作了详细阐述,认为《本草纲目》中妇产科活血、止血用药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对今之指导临床用药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说明《本草纲目》对妇产科用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李时珍“古一两今用一钱”剖析

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 ,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的"古一两今用一钱"进行了剖析,认为在李时珍生活的明代,"古一两今用一钱"基本符合当时医家对经方的折算概况,但此种折算标准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下:一是唐宋时期度量衡标准三倍于汉制的史实;二是明代汤剂服法"一剂一服"的盛行。这两条基本前提给李时珍提出的结论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依据。

李时珍革新本草文献编撰体例浅析

本草学家李时珍,借鉴朱熹创制的史学文献编撰体例——纲目体,对陶弘景以来旧本草编撰形式——朱墨分书小字增注,进行了彻底改革,成功的编撰出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为本草文献的编撰开辟了一条新路。

李时珍故里的水蕨群落结构基本特征

研究了李时珍故里的濒危水生植物水蕨种群和群落的基本特征。种群面积为2—3m^2，植株数为5～8株，为小种群。与水蕨相伴生的物种主要有9科12属12种。过度养殖和耕作是导致水蕨濒危的重要原因。

崔世珍与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文教育

韩国汉语文教育史上贡献最大者,当首推李朝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崔世珍。以崔世珍的出现为标志,韩国李朝的汉语文教育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期,为后世留下了异常丰厚的语言学遗产。崔世珍先后撰写了《四声通解》、《训蒙字会》、《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等语言学名著,为韩国的汉语文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时珍治崩漏方煎服法阐微

就时珍治疗崩漏时使用炭剂、酒剂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李时珍医药文化与产业发展的思考

李时珍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他的巨著《本草纲目》广泛传播,促进了我国医药科技事业的发展,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形成了以此为代表的李时珍医药文化,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深入发掘和传承李时珍医药文化,大力发展相关医药产业,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中医药学的走向世界和发展

郑和船队配置有数目众多、技术高超的医官医士;随着郑和七下西洋,船队通过多种方式向海外传送了中华医药卫生的经验,对海外药用生物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考察,通过多种途径将其中对我国有用的种类予以引进,经过检验、应用,扩展了我国中医药的种类,促进了海外药物的进口贸易与中医药研究的发展,丰富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内容。

1921年安徽省长人选政潮探析

1921年8月,安徽省长聂宪藩被倪道烺、马联甲逼迫,辞去省长职。在此前后,倪道烺曾积极运动长皖,未果后,又试图通过贿赂北洋当局,任命亲己之倪党人物长皖,以便控制安徽政局。皖人对此表示反对,掀起了反抗运动,最终在拒绝李兆珍长皖中达到高潮,并取得胜利。北京政府不得不撤换李兆珍,代之以皖南人许世英长皖,皖省长政潮才告一段落。

论王世贞诗文主张的形成与后七子的结盟

作为明代后七子复古这动的领袖之一，王世贞复古思想的形成既有很大程度的被动因素，又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因素。李攀龙的影响是王世贞思想启蒙的根源，而后七子的结盟则最终从多个层面促使了其复古思想的全面形成。

万历二十五年春明朝兵部尚书调整研究

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增兵朝鲜再次挑起战争,使对日主和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遭到言官弹劾并弃用.于是,明朝在这年春季不得不进行兵部尚书的人事调整.石星、李祯、邢玠三位相关人物在万历二十五年春季的官场际遇,具体表现出了明朝围绕兵部尚书调整的政治运作过程和基本特征,凸显了明朝兵部主要人事选择与援救朝鲜决策之间的关系.

李时珍骨伤科学术思想探讨

目的:探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骨伤科的学术思想,挖掘李时珍骨伤临床用药的精髓,进一步弘扬祖国骨伤医学。方法:通过研读、分析、提炼、总结,《本草纲目》的骨伤科学术思想。结果:李时珍阐述了多种骨科疾患,在有关药物的附方中不仅收录了骨伤科老方剂近百首,还创立了许多治疗骨伤疾患的新方剂,强调内治和外治相结合。结论: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蕴藏着众多令世界科学界十分惊叹的骨伤科知识,为后世治疗骨伤科疾患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本草纲目》辨疑正误发微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在结合自身的实践,并批判性继承前人的著述下完成的,最能体现其批判性继承态度的是他的辨疑思想。他运用辨音析字、探本求源、归纳比较等方法对大量药物的名称、药性、结构、外形、用法、功效等进行辨疑、正误;同时,他的辨疑思想又体现了格物穷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对其辨疑思想的研究和梳理可以让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李时珍的整个学术思想。

李时珍与明荆楚藩王

荆楚地区,宗藩密布,李时珍与荆楚藩王多有交往,著述《本草纲目》颇多利用藩府藏书。李时珍立身行事,虽以医家的面目出现,其行却是医儒双修,又以神仙自命,有类郭璞、陶弘景。从与荆楚藩王的交往可以看出,李时珍少以儒显,后方以医名。

马振理《诗经本事》的得与失

马振理认为诗歌创作,均为缘事而发,特别是《诗经》,其性质乃是"《春秋》未作前之史"。要解读《诗经》的真义,就需要探寻各篇的历史本事。对此,虽然历代学人时有论及,但囿于学识、门户之见等限制,往往管窥蠡测,未窥全豹,以致异说纷争,莫衷一是。有鉴于此,马振理著《诗经本事》,详细搜罗历代载籍的相关资料,揭橥十五《国风》各篇的本事,并予以平议,极富创见。不过,一味寻讨本事,过度依照历史比附《诗经》,难免牵强附会,解析诗旨有胶柱鼓瑟之嫌。

从黄元御对李时珍的批判看中药对中医义理的依赖

李时珍对本草学的贡献及其在本草学中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本草纲目》药物收集之丰富、论述之深入、态度之审慎、文采之飞扬,都是绝无仅有的。至于医家用药或拘于地域的限制,或拘于行医科别的限制,甚至或拘于知识层面的限制,用药种类没有本草著作收集的药物种类丰富,这是很自然的。黄元御简单批评《本草纲目》收集药物的丰富是偏颇的。但是《本草纲目》确实如黄元御批评的,收集的药物数量过于驳杂,另外其中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这是该书不尽完善的地方。《本草纲目》搜集到的一部分药物、药方没有同中医理论很好地结合,作者的工作还停留在纯粹搜集事实的阶段。如果这些药物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药物;如果这些药方不能纳入到中医的理论系统中,就仅仅是个民间偏方、验方。

李时珍《本草纲目》与微观药证学的开发

李时珍《本草纲目》 ,博极医源 ,集明代以前医文药学之大成 ,汇诸家精华而成一学 ,以脏腑、经络、阴阳应象、用药法象等理论 ,结合临床治病 ,察病源 ,候病机 ,随证用药 ,谨守病机 ,杂合以治 ,较系统地阐明了药证辨治的科学内涵和用药特点。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探明其药证的疗效实质及其演变规律 ,推陈出新 ,开发新的微观药证辨治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