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和文字记载的分野与融合——关于晋地李世民传说的解读

口头传统是一种了解民族历史的重要口传资料。以往关于古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多以传世文献为中心,忽略了口头传统的价值。文字记载反映统治者及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全局性的大历史;口头传统反映民间生活经验和社会习俗惯制,是一种地方性的小历史。文章通过对晋地李世民传说的解读,发现传说中李世民兼具英雄、帝王、虫王等多元形象特质,折射出文字记载与口头传统、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分野与融合。这为我们理解历史话语的建构过程及其深层的民族集体记忆,提供了文字之外的另一种视角。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两场战役、一座佛寺与一首唐诗

唐代建立之时,李世民曾和另一位乘时而起的豪雄薛举有过两次大的战役——扶风战役和浅水原大战。这两次战役,都发生在丝绸之路今陕西段。战后修建了著名的大佛寺。此后李世民又写过一首诗《经破薛举战地》。这两场战役和一座佛寺、一首唐诗之间,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且都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唐太宗的西晋文学情结与唐代文学的“祖宗之法”

唐太宗李世民御撰《晋书·陆机传论》,是他晚年对陆机的定论,其论反映的西晋文学情结,不仅关乎他个人的文学趣味,而且在当时的文学观念语境与历史背景中也顺理成章。一者,隋唐政权与十六国北朝一脉相承,对于正统性的根源认同,自然偏向推崇西晋。二者,中古隋唐时期,唯美的、贵游的文学正统趣味,客观上正是以陆机为主要典范的。三者,作为三百年王业的创始之主,唐太宗的文学趣味、文学修为,可称为唐代文学"祖宗之法"。从文学史长时段的角度观察,明人有关唐太宗文学趣味与唐代文学价值取向之间具有特定关系的论断,言之成理,值得重视。

情志与疾病——以出土唐代墓志为主的考察

在唐代的10余方墓志中,出身官宦之家的志主(以女性为多),因(悲)哀、忧、恨等情志活动不节制而导致死亡的事实值得今人反思。高履行在其父母去世时哀毁过礼,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其女婿的适时劝慰和开导,既成全了高履行的孝行,又使其不致悲哀过度而亡,由此可知李世民不仅是一代明君,而且也是一位懂得中医医术的心理师。

成功的帝王与不成功的诗人——李世民诗歌综论

作为开创一代盛世的“文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每以万机之暇 ,游息艺文” ,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热情。然而由于主客观诸因素的制约 ,在崇尚南朝文艺传统与审美趣味的社会文化风尚下 ,其文学活动与作品呈现出多种因素、多样趣味融而未合的杂糅并置状态。尽管如此 ,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 ,于听览之暇 ,性情所至 ,“属文赋诗 ,天格赡丽 ,意迈冲悟” ,具有“首辟吟源”的象征意义 ,对“诗唐”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

唐高祖时期唐突关系史事新解

本文在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联突厥的重要人物刘文静的真正主人、高祖称臣突厥与兴国寺兵的向背关系、唐突关系与刘武周兴灭、李世民国际地位等问题,认为初唐称臣的真正谋主就是李渊,他也是刘文静的真正主人;兴国寺兵是贯彻李渊外稳突厥、内招杨隋旧部的忠诚部队;刘武周覆灭的关健在于李渊成功地运用唐突外交策略,李世民与突厥关系是次要的;武德后期在唐突国际关系中,李世民的国际地位是他多年累积的军功资本、连兵突厥及招纳谋臣勇将苦心经营的综合结果.

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

长期以来 ,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一直笼罩在明君与贤臣的光环下 ,但对这种关系之后的深层次原因 ,学界讨论尚少。历史的真相是 :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 ,特别是山东问题 ,决定着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李世民利用魏征以笼络山东豪杰 ,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 ;魏征则恃以山东势力 ,在中央维护山东豪杰的利益。随着山东问题重要性的下降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从重重假象中逐步显露出来。

从《唐律》看唐初统治集团对经济的法律干预及其特点

在唐王朝建立之初 ,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 ,除了锐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 ,还非常注意经济立法 ,并用法律手段对土地赋役、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诸方面进行干预 ,从而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贞观诗坛宫廷诗格律的发展探察——以李世民为中心

格律诗的核心是重平仄,从这一核心出发,对以李世民为中心的贞观宫廷诗坛创作的五言八行体诗歌的平仄格律进行了梳理,由此探察了唐五言律诗格律形式的发展。

唐太宗对初唐书法的介入与影响

唐太宗喜欢具有雄强骨力的书风。他以王羲之书法为载体 ,通过书法理论的建构 ,介入初唐书坛 ,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提携了初唐一百余年的书风 ,还促使楷书进一步法度化。

李世民的人本艺术观

唐太宗李世民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仅限于政治领域,更在于艺术领域。秉承传统儒家的"人"学思想,在艺术学理论方面,李世民形成了关乎主体自觉的人本艺术观。主要为三方面:一是艺术创作的方法论;二是艺术鉴赏与艺术批评的标准;三是艺术的功能论。

《帝王略论》中的两汉皇帝论

《帝王略论》记录了李世民与虞世南对历代帝王为政得失及君德素养的讨论,其中卷二涉及对两汉时期14位重要帝王的评价,通过比较来判定其政绩高下,这些论断语言平实,观点中肯,体现了唐初政治家的历史卓识和政治智慧,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

唐太宗民族观再探

人们多称赞唐太宗"四夷一家"、"爱之如一"开明进步的民族观,并将其原因归结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和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家族背景等因素,然而很少提及唐太宗民族观的另一面,也并未对其民族观中存在的两种对立观念进行分析,这里对唐太宗的民族观及其成因再作粗略探讨。

玄武门之变史事发覆

旧史关于唐高祖屡次私许秦王为太子以及太子、齐王谋害秦王等记载,俱属虚妄不实之词,然齐王有不事二兄、觊觎帝位野心之记载,却不宜轻率否定。秦府政变谋划包括诛杀太子、齐王以及如何处置唐高祖两方面的内容,政变当日太子、齐王系由通训门而非玄武门进入太极宫,其目的地应是中华殿。由此,双方交战细节、宫府集团轻忽玄武门御守、高祖泛舟海池等诸多疑难情节,便可获得新的合理解释。

刍议帝王书法的风采

数千年的中国书法艺术是人类文明园地里的一朵奇葩,之所以这朵奇葩常开不败,异常夺目,是因为它是由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结果。这其中,帝王书法以其独特艺术魅力,在中国书法艺术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三位帝王的排查、钩沉,让人们一瞻帝王的艺术风采。

唐太宗之崇兴儒学

唐太宗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戒,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以儒家学说为其执政的指导思想,实施了文治的治国方略。基于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和对儒家学说的深刻认识,唐太宗李世民采取各种措施大肆褒崇儒学,至使儒学之兴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李世民帝王诗与明初台阁体异同之比较

作为较为特殊的诗人群体之一,历代封建帝王的诗作独具鲜明的艺术特征,而其中李世民的帝王诗风格俊朗,更凸显出雄壮帝王之气。明朝以杨士奇、杨荣等为代表的台阁体虽为皇帝所作,理应亦俱帝王之象,然而,其却更多地充溢着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色彩,进而将诗歌沦为情感空洞的异化工具。李世民帝王诗虽亦有极少平庸粉丽之篇,但总体上还是气象恢弘,且李世民帝王诗在善发政治情怀、融情于景、真实感情流露等诸多方面不同于明初台阁体,不仅直接导致两者诗体风格迥然不同,而且客观上决定了李世民帝王诗在诗歌艺术成就上大大超越了明初台阁体。

平正中和,承古开今——唐太宗《晋祠铭》碑及其影响探析

《晋祠铭》是山西太原晋祠园中的一部唐碑,为唐太宗李世民亲书御笔。其字雄奇挺拔,其风雍容和雅,其神飞逸洒脱;此铭是以行体入碑,开铭石书之先例,为历代书家借鉴研习。《晋祠铭》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崇王书风的盛行,影响当时书坛的审美趋向,也为赵宋王朝时期帖学的兴起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晋祠铭》也是当代社会研究李唐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史料。

《贞观政要》中的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是值得重视的一部古典文献。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与魏征等诤臣在贞观年间的历史面貌。《贞观政要》一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以仁义为本的民本观、求谏兼听得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等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论唐太宗的士族政策

为推进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士族政策,如皇室婚姻中,“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同时组织官员修撰《氏族志》,并颁布《诫励氏族婚姻诏》等。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以李唐皇族为中心、并联合朝中大臣的新秩序,藉此扭转山东士族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不过,这些士族政策在实施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