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定音乐著述新论

南宋蔡元定的音乐著作尚未得到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据宋元史籍著录,除了传世的《律吕新书》与部分留存于《宋史》的《燕乐》之外,蔡元定应当还有《大乐之书》《琴律吕律图》两种音乐著述。《宋史·乐志》所引《律吕新书》的版本早于传世单行本的祖本元代《朱子成书》本,体现了元代以前《律吕新书》的早期面貌,应当受到重视。据朱熹、蔡元定音乐书信等材料,蔡元定在朱熹《琴律说》的撰述过程中曾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朱、蔡音乐著述具有互补性质。

李贽“八股”时文观考论——兼论《说书》文本的真伪

李贽并非八股文大家,然而他有关八股文的观点对八股文及其与古文的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贽的《说书》不是八股文作品,但具有八股文的文体特征,被认为是“以时义诠圣贤深旨”,李贽将其视为自己的代表作之一。然而《说书》文本内容至今仍存争议,李贽的“八股”时文也仅存残篇。因此,我们在辨析李贽《说书》文本真伪的基础上,根据李贽有关八股文的观点以及残缺的八股文作品,尝试论析李贽的“八股”时文观。

李屏山对张载思想批驳之述评——以《鸣道集说》为中心的探讨

金代学者李屏山的《鸣道集说》从以佛为主、会通儒道的“三教合一”立场出发,对宋儒的辟佛言论给予了反驳。其对张载的批驳主要从“气”与“心”的存在论互应,“尽性至命”与“性情两分”的心性论互应,以及“存顺没宁”与“涅槃寂灭”的价值论互应三方面展开。其说虽未进入张载思想的语境并切中要害,但也体现了理学在与佛学遭遇后的理论争执。而李屏山站在理学之外的角度对理学家辟佛言论的批评,也能为我们了解宋元之间理学思想的发展以及三教关系的演变提供一定的借鉴。

张载礼学三论

完整地看,张载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一套是突出礼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实践系统。以《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辑本为文献基础,以张载礼学的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及其关系作为整体把握的着眼点,从礼之多重根源和体系定位、礼学结构功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题等三个方面辨析张载礼学及其特征。

孙希旦《礼记集解》的内容和特色

孙希旦《礼记集解》于《礼记》各篇皆有新的解题,于《礼记》之文字、音义,多吸纳陆德明和郑玄之解义,并偶增己见。孙希旦《礼记集解》在前人之基础上,对《礼记》经文之断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礼记》所记名物颇为重视,考证颇为精详。孙希旦《礼记集解》采用集解体,重视经义之阐发,无汉宋门户之见,于名物制度之考证、礼意之阐发皆取得了新的成就,在清代《礼记》诠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析李坤《齐风说》的诗经学价值

李坤为昆明近代著名学者,生平著述甚丰。他撰有关于《诗经》研究的专书《齐风说》,颇多精义,虽刊行已久,然迄今未引起学界关注,甚至《诗经·齐风》的研究论著亦未见提及。通过勾稽相关的资料,考定李坤的生卒年为1886-1916年。结合《齐风说》的内容,条列了该书的体例,并从订本字、释字义、明诗旨三个角度对其学术价值略作探析,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内涵

李贽的文艺批评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他从哲学层面提炼出的“童心说”在其文艺美学观中具有纲领性意义 ,其真实、自然、形神、情趣诸论都是童心说的逻辑引申和具体阐发 。

李阳冰刊改《说文》之统计分析

中唐时期李阳冰曾刊定《说文》。就徐铉《说文解字》和徐锴《说文系传》中所引李阳冰之说,可以对李之刊定分为刊定字形、别立新解、刊定字形兼别立新解等若干类,分析其对《说文》的刊改情况。通过量化分析可知李阳冰之刊定主要是定为会意字,其次为象形字;李阳冰对有些字的刊定突破了传统六书的构造方法;徐锴、徐铉对李阳冰有些字的刊改是肯定的,但同时又极力维护了许说。

李慈铭的《世说新语》研究

李慈铭是晚清对《世说新语》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世说新语》的研究体现在他在书端所写的300多条批注中。李慈铭以实事求是的乾嘉考据精神,对《世说新语》文本进行校勘、考订,综合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创获颇多,体现了他的历史研究水平。与考订文本相反,李慈铭对《世说新语》中人物及世风的品评,并不以六朝时期具体的历史环境为基础,而是建立在他个人思想观念基础上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从侧面反映了他作为晚清名士,坚持儒学正统、纲常名教的保守文化观念。

浅议江沅《说文释例·释字例》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里,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一部后人关注甚少甚至产生误解的著作。《释字例》内容丰富,旨在提供一种"还许书本指"的方法,对于我们自觉阅读《说文》、理解许书本旨是很有帮助的。

现代汉语换言标记构式“往X里说”

现代汉语中,"往X里说"的基本用法是充当句法成分,经过功能的扩展,成为一种功能性构式,起到换言标记的作用。本文从相关功能、内部结构、表达特点、应用策略、形成动因、发展趋势等角度对换言标记构式"往X里说"加以说明和阐释。

《文选》李善注所引《说文》释义情况与大徐本之比较研究

本文拟将李注所引《说文》的释义情况与大徐本《说文》作一比较,以对《说文》学以及文选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通过分析研究,最终认为大徐与李注所用的《说文》当为同一版本或较为接近的版本,我们完全可以用李注所引《说文》资料去印证今天的大徐本。

段玉裁与王筠六书理论比较研究——以《说文解字注》《说文释例》为例

《说文解字》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其研究从古至今未曾中断。清代对于《说文解字》研究比较著名的当属说文四大家,选择其中的两家——段玉裁和王筠,以他们的《说文解字注》与《说文释例》为例,对其关于"六书"理论的阐述对比研究,从而明晰二者之间在"六书"系统上的异同。

跨文化科学传播中知识的“地方性”再建构——以《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编译为例

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不仅指知识产生、形成以及辩护的"地方性",还应包括科学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渗透的诸如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地方性"。李之藻所处的社会文化传统,所持的文化立场以及其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科学素养都影响到其对《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选构与编译。因此,科学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知识在"地方性"因素参与下的再建构过程。这一再建构过程说明"中心—边缘"式科学传播模式是有失偏颇的,同时还反映出儒家文化在学习与接受异质文化中呈现出的某些特性。

《通雅》对《说文》未明重文的沟通

对《说文》未明重文进行类聚和专门研究,清代王筠《说文释例》有重要贡献;但对《说文》未明重文个组的沟通工作,早已见于明代方以智的《通雅》。本文拟就《通雅》沟通《说文》未明重文的标准和类型等进行分析论证。

李贽“童心说”的美学意蕴

李贽的"童心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命题。依据晚明的思想特点及文学实践状况,总结出"童心说"提出的理论背景包括批判宋明理学与纠正复古文风。继而从李贽对"童心"一词的解读及其对"至文"的创作方法入手,认为其美学内涵可以概括为创作内容上重真实、形式创作上重自然。

宗教作为思想启蒙的发生与资源——以《摩罗诗力说》为中心

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鲁迅早年文章,既是他启蒙思想的发端,也成为日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摩罗诗力说》呈现出鲁迅早期的宗教观,以"摩罗"精神抵抗统治者的权威,以"反抗之音"挑战"不撄人心",这些宗教内容同时构成了鲁迅早期启蒙思想的重要资源,也是其"立人"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还与启蒙形成了某种张力关系,敞露出鲁迅早期思想的紧张和矛盾。

张其淦《左传礼说》探析

张其淦为清末民初岭南学者,其《左传礼说》为民国经学中《左传》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通过张其淦的师承渊源、基于所处时代开展的学术活动,考察《左传礼说》的成书背景。从《左传礼说》的序言及正文,以厚左氏、释礼有新意、多处驳斥杜说等探讨该书的特色。纵向沿察由汉至明清《左传》礼学的研究脉络,横向与《公》《谷》礼学比较,再将《左传礼说》置于成书时代的经学研究特色中考量,综合评价《左传礼说》的学术价值。

惠士奇《礼说》的训诂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清代汉学学统重建,礼学复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惠士奇作为乾嘉学派吴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其《礼说》在当时治礼之学中“持论最有根柢”,通篇不载《周礼》原文,而直举各家之说加以考证辩驳。其训诂特点有:(一)旁征博引,繁中见序;(二)识字审音以释礼;(三)行文自由,不拘格式。此书训诂特点明显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一)拘泥古义,曲为之词;(二)缺少论据,失之蔓延;(三)时而臆测,穿凿附会;(四)欲驳前人,失其精要。

偏执的坚守与开放的创新——孙犁与赵树理在大众化上的比较

在现代文学史上 ,孙犁与赵树理是比肩齐观的双星。他们有一段迹近相似的献身文学大众化的经历。但由于文艺观念上的差异 ,导致二人后期的创作境界大为不同 :赵树理过分依赖于民间形式的运用和演练 ,缺少对新文学的整体观照 ,遂陷于自缚自己、重复自己的困境。而孙犁则立足高远 ,视界开放 ,积极创新 ,因而出现劫后的再度辉煌 ,获具了较为永久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