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南黎族地区田地契约探析

本文对134件(套)清代海南黎族聚居地的田地契约进行了整理和分析。这批契约文书:性质有白契和红契两种;材质可分为竹契和纸契;契文内容包括民间田地和园地买卖、佃租契约等,对有关交易产业的来源、出售原因等要素均有所反映,它们为研究清代海南黎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

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了以公文行政的基本制度,乡里则是国家各类文书下达与上呈的最低一级机构,大凡涉及乡里事务的公文都要下达到乡里,但学界对乡里文书的具体运作状况还不十分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特别是简帛材料来看,乡有多种类型的文书,乡要以文书行政,乡有秩、啬夫、乡佐直接管理文书。而里除了贯彻上级文书外,里吏、里民与其上下级之间可能没有文书往来,而以"自言"行事。

朝鲜官吏汉语教科书《吏文》的语言面貌

《吏文》是朝鲜王朝时期官吏们学习公文语言的教科书,收录了一些今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公文书,保留了大量的口语材料,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研究价值。本文主要介绍《吏文》中叙述、对话、白话圣旨及公文套语等语言的特点,并讨论丽末鲜初的公文语言从夹杂大量口语到渐趋典雅的现象及成因。

从尹湾汉简看两汉文吏

在西汉末年东海郡有正式编制的吏员中,少吏占吏员的绝对多数。不论是由少吏升迁为长吏,还是由长吏迁转为其它长吏,以实际才干升迁者都占很高的比例,因儒学素养而获升迁者在二者中所占比例都非常低。尽管由于儒学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及其与仕进制紧密结合,促使部分文吏学习儒家经典,有些少吏因此而升为长吏,跻身士大夫,但是,文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仍然在官僚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缺乏儒学素养也仍然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在两汉四百年间,在官僚队伍的各级长吏中,儒生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取得优势地位,而文吏则最终在数量众多的官府属吏中(即少吏)中站稳脚跟,以其实际才干在行政体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李善仕宦问题考

文献资料中关于李善的记载非常简略,且缺乏系统性,因而李善生平与官职经历尚未能清晰展现。李善传记中先写其任沛王侍读,又写其任潞王府记室参军是追叙的写法。李善“转秘书郎”的时间当在显庆六年九月,其“出为经城令”的原因是因其性格耿直受到排挤所致,并非为避祸贺兰敏之而自求外调。受贺兰敏之推荐其任职的时间应该在龙朔二年前后,所任职务为兰台郎。其坐流岭外是因与贺兰敏之过从甚密。

翰林之士,思理实焉——从刘勰公文写作观念说起

刘勰的公文写作观念,主要表现在肯定公文写作理论的学术价值、强调以务实的精神学习公文写作、全面培养和提高公文写作者的综合素质等三个方面。这种公文写作观念,在历史上具有它的进步意义,在现代也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当前,我们需要纠正浮躁不实之风,克服"以文学为正宗"的思想,以务实的精神重视公文的写作,以培养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擅长公文写作的经国济世之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李兆洛的“公文观”

李兆洛因"骈散同源"的通融之学为世人所熟知,这种通融观同样也渗透在李兆洛的公文理论中。李兆洛认为公文写作不应失去原有的神理而走向模式化,创作者的个人积累对公文写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首先要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在公文的骈散之争上则持有骈散通用的观点,重视不同公文文种间的写作差别,也看到同类型公文间相互通用的写作方式,在公文之审美上则讲究义理、气格与辞藻之间的平衡,追求理足、气足与意足。

解析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公文写作思想

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虽不是专论公文写作,但从不同角度综论写作之道,提出的炼意、附会、定势、精约等写作方法和原则同样适用于公文写作,对当代秘书人员的公文写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也是研究公文写作思想的重要资源。

温庭筠作《谢襄州李尚书启》的时间及其被荐官职

温庭筠《谢襄州李尚书启》,是大中六年(852)六月至八年(854)三月期间上李景让所作,要投献的人不是李翱或李程。庭筠以这篇启感谢被推荐的官职是秘书省的官,不是感谢被推荐入东宫从庄恪太子游,也不是感谢被推荐入御史台。它与唐文宗时宦官操纵政治、开成年间庄恪太子被贬暴亡等事件没有关系。

论刘勰的公文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历来都被当作文学批评著作,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较少揭示其中的公文观点与公文理论。刘勰认识到公文的性质是处理"政事"的实用工具,他重视公文等应用文体的写作,反对"重文轻笔",主张普及公文写作,在其所论文体中,公文占有极大比重,故而可以说,刘勰具有强烈的公文意识。刘勰的公文体裁论涉及公文的种类、排序及文体的辨析,虽然亦有不足之处,但已充分证明了刘勰具有总结公文理论、批评公文作品的自觉意识。

刘勰《文心雕龙》里的古代公文论

《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巨著 ,早已为文论家们所钻研 ,成果繁多。但其中文体论部分却未受到人们注意。不能忽视的是 ,《文心雕龙》里面 ,从“祝盟第十”到“书记第二十五”重在论述应用文体。而铭箴、诔碑、哀吊等等则是对古代公文文体的专门论述。刘勰的公文论自始至终贯穿着儒家审美精神 。

李谔《上书正文体》的再认识

李谔《上书正文体》作于隋平陈之前,正处于北朝的最末期。其现实动机是:纠正原北齐境内以邺城为中心的黄河附近地区及黄河以南地区残存的以文华求誉的世风和地方以文华取士的做法,体现了山东传统经学世家的基本文化立场,也契合了隋初统治阶层的文化态度和对山东等地区进行文化打压的政治意图。李谔的文学观念主要继承了传统的诗教说,重点在于讨论文学风气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同时也给性情文学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与颜之推相比,其文学观念偏于保守,但也与北朝后期主流的文学思想观念一致。

笺文文体属性辨析

历代文学总集中笺文的分类与编排极为混乱,或与表奏公文同列一类,或与私人书牍同列一类,甚至两者同时并存。这一分类方法上的分歧,来源于各总集编选者对笺文文体公私属性的不同认识。如果从作者与文本接收者的政治身份与等级差别着眼,笺文应当与表奏同属于公文,与书牍文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两汉时期笺文的本来面貌。但又因为笺文所具有的"上窥乎表,下睨乎书"的特性,在建安文学时期特殊的君臣关系的作用下,出现了与私人书牍文在内容、风格上极为相似的笺作。正是这些作品影响到了后世部分总集编选者对笺文属性的认识,进而导致了笺文分类的混乱。

李商隐代拟类公文隶事用典的特征

晚唐时期,幕府公文创作走向程式化。组合典故成为章、表、状、启、檄、牒类公文创作避免雷同的主要方式,大量堆砌典故成为当时幕府文书的通病。李商隐长期担任幕府僚佐,一生中创作大量代拟类公文。这些文书在隶事用典上既带有时代印迹,也有其鲜明的个人特征。李商隐以其卓著的才华达到了“于唐人为别格”的文章创作成就,体现在典故运用上,表现为形象和意韵之美的融合,以及典故意象间的交互映衬。通过对李商隐代拟类公文隶事用典特征的探究,可以深刻认识其骈文能够“为后世文章开辟新的审美范式”的缘由。

唐太宗李世民公文文风辨

对唐初文坛华艳的文风,历来研究者们都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是这种文风的积极倡导者,他的文章也是华靡浮艳的。其实,唐太宗喜好美文不假,他的文学作品中也确实有风格卑弱之作,但其公文作品风格却比较质朴,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太一样。从公文内容与写作特色等方面对李世民公文文风的辨析,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文选》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文选》早在飞鸟时代便已传入日本,并很快在政治及文学层面发挥作用,成为了律令制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纪传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以及文人诗文创作的范本。奈良时代以后,李善注、五臣注等注本也相继东传,并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学。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后《,文选集注》开始频繁出现在日本文献中,并且,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出现,日本流传的《文选》版本实现了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转变。至江户时代,六臣注本被大量刊行、再版。在长达十八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文选》的接受阶层经历了从皇家贵族到武士僧侣再到町人庶民的过程,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从未改变,白本与注本一起为日本古代文学提供了华丽而丰富的辞藻,丰富了其内涵,构造了闲雅幽静的日本诗文世界。

黄帝帛书《十六经》主体作者为范蠡

1973年12月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亡佚的古书,名称分别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自黄帝帛书出土以后,关于其作者问题除个别学者认为是河上丈人以外别无他说,此说也一直未被学界认可。我们从时代背景、传说背景、古汉语发展背景、黄帝帛书各篇同《玉涵山房辑佚书·范子计然》《国语·越语下》《孙子》等书相互比较以及黄帝帛书各篇相互比较的角度,论证黄帝帛书《十六经》主体的作者应为范蠡。

名家不出于礼官考论

先秦诸子起源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认为名家起源于礼官。然考诸史籍,对班固此说提出质疑,具体表现在:一是诸子之学非专出于周代王官之学;二是《周礼》伪书不足为据;三是名家主张与礼官职守不一致。通过对名家不出于礼官的考察,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同仁对此问题之重视。

唐代解文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解"作为一种上行文书名称,至迟东汉末已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沿用。唐代时,解文明确记载于国家律、令之中,并有相应的"解式",是一种重要的公文。唐代解文有县申州解、折冲府申州解、州申尚书省解三种。本文通过对大量敦煌吐鲁番所出官府文书的考证与分析,确认过去被中日学者视为"申文"或"申状"一类的文书,实系唐代前期县申州的解文,并复原其"解式"。此类解文内容丰富,是认识唐代前期地方行政运作与州县管理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与作为下行文书的符文紧密对应,二者承载着政令传达、信息沟通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是联系唐代中央与地方州府、州与县、州与折冲军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解文在唐代后期继续行用,并对宋元时期的文书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反映了此类文书在中国古代公文行政运作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