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古代礼乐关系中我国音乐规制的思想诠释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特征。“礼”的仪式在西周初年经周公等的改造,从宗教制度转换为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贵族活动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乐”被周代改造为沟通情感基本方式,其目的通过“乐”来化解因“礼”的秩序化、等级化而带来的社会对立与矛盾。利用“礼教”“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等级的秩序,以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礼乐”对后来各朝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枢机——从教化维度对中华文明韧性之根由的探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富有韧性和生命力?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从理论维度看,礼乐教化之机理可以溯源至《周易》中“文明以止”的思想,中国古代圣哲基于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洞察,以天人合一为依据,提出了“文明以止”的中国方案,陶铸了中华文明“因时而中”“合宜而止”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规避了极端化思维的“偏伤”。从实践维度看,先秦儒家通过“文之以礼乐”找到了“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通过“礼之用,和为贵”澄明了礼的本质;通过“礼别异,乐合同”以及“中和位育”,昭示了礼宜乐和的文明枢机,揭橥了中华民族不勉而中、保合太和、生生不已之奥秘。

试论儒家“礼乐互建”与交往理性

儒家礼乐的社会建构历史上其实并没有真的完全实现过。礼是对人们在某种处境中相对性的情感的规范与约束,如果缺乏约束,则社会秩序无从维持,文明难以为继。礼并非没有限制性,乐可视为对礼的补充。作为理性之实践规范的礼,最后是落实在乐上的。礼乐关涉社会结构的合理性与整体的动态和谐,是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构想。与交往理性理论比较,礼乐交往力图通过对差异之间的动态互补形成稳定与和谐。反思礼乐在社会建构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此避免不必要的曲折倒退,进而深入探讨依据礼乐互建推动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蔡元定音乐著述新论

南宋蔡元定的音乐著作尚未得到全面的搜集与整理。据宋元史籍著录,除了传世的《律吕新书》与部分留存于《宋史》的《燕乐》之外,蔡元定应当还有《大乐之书》《琴律吕律图》两种音乐著述。《宋史·乐志》所引《律吕新书》的版本早于传世单行本的祖本元代《朱子成书》本,体现了元代以前《律吕新书》的早期面貌,应当受到重视。据朱熹、蔡元定音乐书信等材料,蔡元定在朱熹《琴律说》的撰述过程中曾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朱、蔡音乐著述具有互补性质。

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张含选、杨慎评嘉靖刻《李诗选》十卷当为明代最早且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白诗歌选本,此选之选源究为何本,张含无说,而杨慎语焉未详。杨慎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撰多条校勘性批语和诗话论及李诗集版本,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我们认为,“古本”即杨慎家藏之宋乐史编刻《李翰林集》二十卷,为《李诗选》选源之校本。乐史本后亦亡佚,幸赖杨慎之校语,略知其优于现存之宋本,如清重刻宋元丰本、宋蜀本、明重刻宋咸淳本等,亦可见《李诗选》之独特价值。“今本”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之元刻本或明翻刻本,系《李诗选》选源之底本。“俗本”指《李诗选》之前的明刻李诗集。考察《李诗选》之选源有助于辨明李诗集历代版本之差异和优劣。

《理瀹骈文》中月经病穴位贴敷学术思想探析

《理瀹骈文》,是中国历史上首部论述中医外治法的专著,在中医外治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书中提出的“外治亦本于辨证”“膏统百病”等重要思想对月经病的中医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整理分析《理瀹骈文》中涉及月经病中医外治相关的条文,总结书中月经病的病因病机、中医外治方法的治则治法、贴敷应用等,并归纳其中医外治的学术思想,分析其学术特色,以期为现代月经病的临床治疗提供借鉴。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

博文约礼:论胡直对理学与心学的调和

胡直隶属江右王门,其为学三变,终悟得博文约礼之旨。博文约礼说是他在质疑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基础上独立思考而来。他质疑朱学于物上穷理,将理与人分开;亦质疑阳明将博文与约礼二分,反对阳明后学流于猖狂恣肆,无天则约束之弊。他对理学和心学进行修正与调和,认为博文非博于物,只要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的日常应酬都可称为博文,而这些正是天则,即礼的自然流露。博文约礼乃一体两面,而非独立为二,这样既避免了博物的繁琐,也杜绝了阳明后学之流弊。

明代雅乐曲辞关系考论——以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为中心

作为音乐本体的雅乐和作为歌辞的乐章,共同构成了明代典礼仪式中的功能性用乐,明代的雅乐乐章因此具备音乐文学的特质。长期以来,学界将明代雅乐的曲辞关系等同于一字一音,这与明人论述雅乐有所偏差,也不尽符合明代雅乐谱所标记的音乐状况。《頖宫礼乐疏》为儒学生员等初学者而作,以明代神乐观演奏的雅乐为依据,较之律吕字谱展现了更多的音乐信息,其目的正在于将国家雅乐相对规范、细致地传承到州县一级。就其中记载所见,丁祭雅乐歌辞的单字演唱以琴瑟十三字操缦法作为节奏方法,乐句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曲辞配合关系,单字和乐句均呈现出音乐本身的丰富性。随着礼学复兴与礼乐教学需求的增加,明代雅乐谱逐渐向标记清晰、通俗的趋势发展,探究相关乐谱,不仅有利于明清雅乐的探索与还原,也为明代文学的歌与诗、声与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角度。

释“饮”:以酒为中心的哲学分析

“饮”是人之生活的基本形式,以“饮”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形态彰显了生命的本源与意义。“饮”与“酒”在字形上同义同源,它的字形流变反映了饮食活动背后的文化嬗变脉络。“饮酒”本身归属于饮食活动,“饮酒”即为“吃酒”,但从“饮酒”到“喝酒”是从基本的饮水进食生理活动提升为复杂的精神生活。古人“凡祭必饮”“凡饮必酒”,饮酒承载了多元的文化面向,激活了礼乐文明的内在活力。饮酒与礼乐之间形成了二元张力,一方面因酒成礼、礼随酒兴,另一方面以饮为礼、酒礼有序。因此,构建合理有序的饮酒文化有利于激发公共生活的活力,培育成熟理性的公共精神。

范蠡经商思想推动越国经济发展刍议

范蠡的经商思想丰富,为了富国强兵,向越王勾践提出了振兴经济的建议,并亲力亲为的主持了几个重大建设项目,二十年之间,越国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和兵力也大幅增加。范蠡的经商思想、范蠡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建议以及范蠡对一些重大经济项目的主持,不仅迅速地发展了越国的经济,为越国奠定了战胜吴国,称霸天下的基础,还客观上推动了越国采邑制和税亩制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制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历史记忆与艺术特质: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折射

该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所折射出来的诸如以人为本、礼乐等级、中庸、天人合一的文化符号的综合分析,揭示出这些理念相互吸收,在融合中提升,从而形成独特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为深入认识古代建筑的内在设计规律进行了有益探索。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化建立在实践的理性基础之上,对美与善、艺术与典章、情感与理智、心理与伦理的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符号特征与文化本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民族文化。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倘要学习传统文化,不能无视体系完整、承载了丰富文化底蕴的中国古代建筑。该文挖掘出中国古代传统建筑4个方面的精神文化取向,希冀为今后中国建筑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根据。

与天对话——略析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基因

在中国传统自然观中，“天地”概念有着特定的哲学含意，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与此密切相关。结合上述重要文化背景，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园林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特点。

《理瀹骈文》外治思想探析

《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清·吴尚先著,"理瀹"是取"医者理也,药者瀹也"之义,"骈文"即对偶式的骈体文。该书理、法、方、药俱全,详细论述中医外治法的理论根据和具体治疗措施,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效果显著、经济易行的外治全书。吴氏主张内病外治,并自创多种膏药,集外治疗法之大观,为中医外治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被后人誉为"外治之宗"。本研究从外治法的理论渊源、作用机理、辨证论治、三焦分治、针药相通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独特的外治思想。

礼乐协同:华夏文明传播的范式及其功能展演

礼和乐作为华夏文明传播的两种符号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礼和乐地位是等同的,它们需要相互协调,合作运转。礼要有乐配合,乐要有礼引导,二者在协同运作中准确而有效地传递着"仁义"等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而传播和践行礼乐协同所传递的这些核心思想的关键在于人,因此礼乐协同运作中突出了对人的情感(尤其是道德情感)诉求,通过对个体情感的激发,以促进人际间情感的互动,进而在礼乐协同的规范和引导下实现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的灌输和内化,达到对人的教化,塑造一个具有德性的人格,由此展现礼乐协同的情感传播特质和内在运作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礼乐协同以情感为媒介将社会各阶层凝聚在一起,传承中华文化,实现社会大众的情感共鸣,构筑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推进华夏文明传播的实践,展现特殊的社会功能。礼乐协同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一种范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彰显了华夏文明的可沟通性和开放包容的品质。

儒家礼乐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的基本理念是礼乐,以礼乐育人并以礼乐治国。儒家的礼乐观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概括,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理瀹骈文》S针药结合思想浅析

《理瀹骈文》是中医古籍中一部极具特色的外治法专著。本文从针药二理殊途同归,针药功效相通,穴药配合,针药并用的临床运用等方面对针药结合的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认为其主张的学术思想对于现代针药结合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益生菌对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作用的试验

为了探究益生菌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作用,检测补充益生菌对NEC新生大鼠肠组织中细胞因子TNF-α、IL-6、IL-8和ITF的影响。将96只新生Wistar大鼠,随机分成3组:对照组、NEC组和治疗组。试验第4天,取回肠末端肠管观察组织病理学变化,同时采用ELISA法检测肠组织中IL-6、IL-8、TNF-α和ITF的含量。结果NEC组的组织病理学评分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病理学评分极显著低于NEC组(P<0.01)。NEC组的TNF-α、IL-6和IL-8的蛋白水平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TNF-α、IL-6和IL-8的蛋白含量极显著或显著低于NEC组(P<0.01或P<0.05);在3个试验组间ITF蛋白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表明益生菌可通过调节IL-6、IL-8和TNF-α蛋白表达,减缓肠道炎症反应,但对ITF的调控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