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本明弘治本《延安府志》考述

影印本明弘治本《延安府志》成书于明朝弘治十七年(1504年),从书中序跋及内容分析,该志纂修者并非是通常所说的李延寿,而是弘治十四年起任延安知府的云阳人王彦奇。该志虽内容简略,条目较少,引文不注出处,然修纂定位明确,修志态度积极,注重传世文献与乡野逸闻的有效结合,保存了不少诗文和地方编户内容,对个别条目也做了一些考证,对后编陕北地方志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为陕北地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资料,对陕北历史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备南北:《吴越春秋》与《南史》《北史》编纂

“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是李大师修史设想的核心,蕴含着丰富的编撰思想。李大师欲以内北外南而又备南北的编年体书写形式,编撰一部南北朝史。李延寿继承、发展了其父李大师的修史设想和编撰思想,巧妙地把《史记》与《吴越春秋》在体裁体例方面相融合,采用内北外南而又贯通南北的纪传体书写形式,编撰完成了《南史》《北史》,实现了以备南北的著述之志。可以说,内北外南这一体例,既是李大师、李延寿站在隋唐立场上维护隋唐以北朝为正统的前提下所选择的,又是《吴越春秋》内吴外越的体例特征带给他们的启示和借鉴,二者高度契合。同时,在大一统和天下一家观念影响下,以及在《吴越春秋》通观吴越、总揽内外的编撰思想的启示下,以备南北又成了他们共同追求的著述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