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王世贞”时代的复古派领袖之争

明代复古派领袖王世贞晚年曾经指定"末五子"接替他执掌复古派。王世贞去世后,"末五子"中的胡应麟和李维桢成为接替复古派领袖的热门人选。两人是否能继承王世贞的衣钵,执掌晚明的复古派,学术界颇有争议。通过结合晚明文坛重视进士出身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李维桢最终担任了复古派领袖以及晚明的文坛盟主。李维桢对复古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指明了复古派在晚明的发展方向,引导复古派与公安、竟陵相抗衡,延缓了复古派在晚明的"颓势"。

合作抗战难以为继:1940年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潜山起义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徽省成立动员委员会以发挥国共合作抗战职能,该会不仅派出各路工作团广泛发动民众参与抗战,还帮助组建了众多的民众抗日武装。1939年初,皖省主席廖磊陆续将此民众武装加以整编,纳入管理。原怀宁、望江一带的民众自卫力量被编为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由进步人士云应霖出任司令。1940年1月李品仙主皖之后,卖力执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屡兴破坏统一战线之举,加大打击进步力量,安徽动委会帮助桂系抗战虽委曲求全而不得。此际受桂系压制已久的第五战区第九游击纵队决定投奔新四军,并为之联络第五战区独立第三大队郝文波共同行动,殊料此事被郝氏夫妇出卖。1940年4月1日,第九游击纵队被迫仓促发动起义,旋即陷入桂系军队重重包围,起义失败。此事宣告原长江局影响下鄂豫皖地区国共合作抗战方式的结束,也是新四军在江北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新开始。

王应麟《诗地理考》述评

王应麟著述丰富,其学术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诗地理考》是王应麟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学成果之一,该书也是第一部《诗经》地理学研究专著,其撰著体例及考察史地之法对后世学者影响较大,在辑佚、校勘等方面亦有相当价值,该书也存在阅读和使用难度大、引用史料不够严谨、考史有误、重复及讹、衍、脱等问题。

基督徒知识分子李应林的生平及思想

李应林是著名教育家、教会领袖、社会活动家。面对非基运动的冲击,李应林既坚守基督信仰,又持躬身自省的态度,虚心容纳批评意见并锐意改善。身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李应林在国家横逆时代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把爱国与爱教融合起来,在各方面均有建树。他的一生为自己的信仰做了最好的见证。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对李白的考辨

胡应麟是明代的文坛大家,他的论学专著《少室山房笔丛》涉及李白的条目有十余条,主要是针对杨慎关于李白的考据之再考辨。从胡应麟对李白身世的考证、对李白诗歌用事的考据、对李杜关系的评价及对李白词的辨伪等方面,分析了胡应麟对杨慎考据的辨析,体现了胡应麟对李白的评论、考证及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当时学界的考据之风有积极的作用。

“绳墨”与“己调”——胡应麟的李白解读及其诗歌实践意义

作为诗论家,胡应麟对唐诗源流和类型等的总结和阐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李、杜诗歌进行细致化分析的意图,显示了格调诗学后期在观念上的自觉突破意识和另辟蹊径式的探寻方向,而作为创作者,胡应麟在具体的乐府和古体创作中表现出的词语采撷、句法混融以及气势摹仿等,更为鲜明地反映出明后期理论转型阶段对李白诗歌的理性归纳和艺术实践相融合的努力。

李应林与抗战时期岭南大学的迁校实践

全面抗战爆发后,战祸惨烈,为维持学校办学,陷于困境中的岭南大学选择迁往异地办学。战时岭南大学的迁校行动大抵分为借用香港大学场地开办以及回迁粤北办学两个阶段。迁校过程中,岭南大学在李应林主导下一面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部署,一面兼顾外部战乱与内部办学变化,不断调整迁校计划,努力协调学校与国家、社会、组织团体等方面的关系,寻求中国政府、社会精英和海外组织的支持,构筑稳固的社会交际人脉网络,解决内迁难题。在李应林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战时的岭南大学突破了各种窒碍,较好地维系了办学秩序,为国家抗战大业做出了贡献。

三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

岭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收回自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先后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主持校务。他们面临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凭借出众的治校能力和个人素养,努力实现岭南大学办学主权(包括校长任命、内部管理与经费筹措)、办学定位(包括立足本土沟通中西文化、人才培养与服务地方)、办学内容(包括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课程设置)的"中国化",积极引领岭南大学向中国世俗教育与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在三任华人校长的持续推动下,岭南大学的"中国化"转型呈现出渐进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