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李源澄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与发展——以《经学通论》为中心

《经学通论》是李源澄最重要的经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继承廖平"今古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李源澄通过定位经学的性质、划分经学的范围、明确经学的正路、区分"经"与"经说",使经学史上的"今古之争"问题进一步明晰。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