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Humanized Nature to Naturalized Humans-Li Zeh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Tianren Heyi” Paradigm Through the Lens of Kant and Eady Marx

Li Zehou belongs among the ranks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philosophers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In his complex theoretical system, he aimed to reconcile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sides elaborat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 launched many innovative views based on his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developments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is philosophy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search for a synthesis between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and a specifically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c insight into Li＇s specific methods of combining Kant, early Marx and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the present article investigates his elabo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radigm of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tianren heyi 天人合一） through the lens of ideas about humanized nature （renhua de ziran ）人化的自然） and naturalized humans （ziranhua de ten 自然化的人）.

中日学者的世纪对谈与相关重大问题

一九八○年代后期丸山真男与李泽厚的东京会晤,促成了中日双峰学者的世纪性对谈。相关话题深度触及了中日两国的价值差异问题、发生论与本质论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问题,以及横亘于两国之间的误读和误解问题。对谈内容,还实录了丸山真男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也鲜明地凸显出李泽厚对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坐标意义的坚守及其对日观察的锐利视角和眼光。由于上述交流具有让历史回归其固有脉络和常识的超常说服力,因此如此“双峰”绝响,或许能给中日两国间的一系列误读误判死结,带去理性的解码。

“如何活”难题的审美纾解

在其主体性实践哲学中,李泽厚对“如何活”难题深表关切,于是将人性能力的充分发展当作纾解这一难题的选择方案。人性能力作为人性的至要决定因素,基于文化心理结构,涉及认知、道德与审美三个维度。人性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四重性审美参融,取决于以美启真、以美储善、以美立命与以度创美这四种动态关联行为。人性能力的充分发展,自当成就人类主体性,助推人性的完满实现,上达人之成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从李泽厚的体用观看中医药学的现代化

实现中医药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深厚的中医学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虽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却似乎仍然在中医体系的门前徘徊,难于深入其内在实质。对问题原因的探寻往往需要突破旧观念的哲学反思。中医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借助李泽厚对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体用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医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明确现代中医的发展应以现代化为体,而关键在于体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医实际应用后,许多疑问也随之涣然冰释。借由中医的现代化之路,整个人类医学体系的演进也增益了新的可能。

海德格尔存在论接受中的李泽厚“双本体论”建构

李泽厚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建构极大地受到20世纪著名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海氏哲学对李泽厚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在其著名的“双本体论”的提出和建构当中。李泽厚对海氏哲学的解读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或者说,他是基于其自身的现代性中国哲学文化立场来看待海氏哲学的,无论是所谓的“工具本体”还是“情本体”概念的提出和建构,李泽厚都从他自己的视角吸取了他所认为的海氏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并对其所认为的不合理的东西进行了批判和否定。李泽厚对海氏存在哲学的接受及化用,是当代中国哲学和美学界如何面对他者和前人的理论并以之为基础进行“转化性创造”的绝佳学术公案,它对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学术创造活动中如何以一个带有主体性和现代性的中国文化立场去面向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或异质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李泽厚的哲学探索与心灵世界

李泽厚是一个卓越的、有着极强理论建构能力的思想者,他早年以美学家的身份进入学界,后来相继推出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历史本体论》等轰动学林之作,成为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的一生,是直面时代困境、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一生,充分展现了一个情系中国并关心人类命运的公共知识分子以人类“理性”向价值“虚无”抗争的精神历程。李泽厚的哲学论述,大多问题重大,说理深刻,提纲挈领,思路清晰,以“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为要义的“人类历史本体论”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情本体”学说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独特生命答卷。研究、消化、继承和超越李泽厚的哲学思想,是今后哲学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性、道德与“至善”——李泽厚“共同人性”论述评

人性是伦理学中的一个基础论域。李泽厚从历史视角出发把人性理解为“内在自然人化”中的“软件”,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对人性作意志、观念与情感三分,从人类总体视角对“至善”加以创造性诠释,并使之成为人性的最高范导原理,从而建立起作为其重要伦理命题的“共同人性”论。在此基础上,“共同人性”从与伦理问题相关的“自然人化”延伸出与美学问题相关的“人自然化”,这种转向既指向人性的健全,也关乎哲学的未来。

“新感性”:马尔库塞对李泽厚的窾要之功

赫伯特·马尔库塞“新感性”的美学思想对李泽厚“新感性”的建立有窾要之功,他们之间的联系从文献资料来看始于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的“新感性”并非一日之功,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建构主体性实践哲学,作为“积淀说”的完善和“情本体”的基础,“新感性”肩负起复兴中国美学的使命。挖掘二人观点的相通性和差异性,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借鉴中西合璧的学术思路,以期对目前的中国美学研究有所帮助。

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的五个关键词

通过深入发掘和整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等思想资源并对它们进行"转换性创造",李泽厚建立起"人类学本体论哲学"体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确实为"中国实践美学"的发展壮大和"现代中国美学"的真正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学界对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一直存在着种种误解,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践""主体性""积淀""新感性"和"情本体"等五个最核心的关键词,来厘清和阐释其主体性实践美学思想的要义,以期正确理解和借鉴,服务于当下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设。

论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从钱穆先生《师友杂忆》说起

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大凡在其人生的某一时刻,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某一时刻产生过奇特的生命体验,都可以称之为其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正是这一“震撼性时刻”开启了思想的门户,进而形成系统的思想。这一奇特的精神现象是我们深入把握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重要入口,也是我们认识思想诞生奥秘的重要途径。钱穆、李泽厚和邓正来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我们在分析他们的思想形成的原因时发现,他们都有各自的“震撼性时刻”。这一精神现象给我们重要启示:我们要在思想上做出重大贡献,必须有意识地把握自己认知路途上的“震撼性时刻”。

怀念李泽厚先生

李泽厚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西体中用”,为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所写的中国思想史三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郭店竹简公布后,他对竹简的思想定位及学派性质的看法,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晚年提出“举孟旗,行荀学”,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推动了荀学的研究。本文作者回忆了与李泽厚的交往,以及所受李先生的影响,对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黑格尔美学:马克思超越康德美学的桥梁——对李泽厚“康德→席勒→马克思”美学思路的补正

李泽厚绕开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康德→席勒→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美学传统,但事实上,黑格尔在此传统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功能。黑格尔从康德和席勒那里发现了“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渊源,再用一套严谨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对之加以演绎和论证。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美学思想,并在他的“劳动创造人”和“对象化”思想的启发下,创立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美学观,从而彻底突破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美学。本文用“康德→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对李泽厚的美学思路进行补正,并在“去黑格尔化”的学术背景下,重申黑格尔美学的重要意义。

走他自己的路--世界与中国的李泽厚

李泽厚是一位“走自己的路”的哲学思想家。纪念李泽厚先生,重要意义在于“思想启蒙”与“文化守创”的双重开启。李泽厚于大学时代开始研究谭嗣同、康有为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参与“美学大讨论”,1979年出版康德哲学新诠《批判哲学的批判》,然后是《美的历程》风靡一时,近代、古代与现代三大“思想史论”的完工,以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步步为营的建构,进而是“情本体”的哲学新构,最后到晚年对“伦理学”研究的聚焦,由李泽厚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思想的流变,始终都是与这个时代变化同步的,也因此,他成为一位知行合一的哲学家、体用不二的思想家。

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从李泽厚“情本论”谈起

在情感问题上,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历史形态:先秦儒家哲学;宋明理学;转型时代儒家情感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伴随着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走向现代性”,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一是帝国后期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二是民国时期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情感进路。李泽厚和蒙培元是中国哲学情感进路当代复兴的先驱,而两者的差异是:李泽厚的思想是历史唯物论的,而蒙培元的思想则是儒学的。当前的情感哲学复兴存在着三个方面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是情感的存在者化问题;二是情感的价值中性问题;三是情感的超越问题。

“积淀说”的传承与革新--纪念李泽厚先生

受李泽厚“积淀说”的启发,我提出了自己“结晶说”,但二者又不完全相同。“积淀说”的重点是分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从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的角度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结晶说”则主要是以“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对孟子性善论进行理论的说明。这一差别决定了我与李泽厚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也颇为不同。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目的是要打掉本体,我则强调仁性作为道德本体,其本质是伦理心境,伦理心境必然包含情感,从而力保道德本体不失。李泽厚提出“举孟旗,行荀学”的口号,思想偏向了荀子一边,而我坚守三分法,强调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不再偏向哪一个方面,不再分判正宗与旁出。

超越“启蒙主体性”——论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当代中国思想境况

2008年之后,李泽厚重组和再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提请学界留意,却反响寂然。这位被视为服膺启蒙信条的“80年代”哲人,晚年不断回向中国传统,提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替代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本文对“历史进入形而上学”“人与宇宙协同共在”和“情本体”等李泽厚晚期哲学的关键概念展开论述,指出,李泽厚建立“历史本体论”,是对80年代“启蒙主体性”的超越,他直面当代社会“既人欲横流又理性跋扈”的虚无主义精神病症,试图回应现代中国之文化主体的建立以及后现代境况下个体人生的精神出路这两个有着紧密关联的问题,其启发性意义和思想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修辞学阐释的实践哲学路径

李泽厚的阐释学思想是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以美与艺术作品的终极根源为阐释前提,以美与艺术的当下意义为阐释对象,以人类学本体论或实践哲学为具体的阐释语境,通过对美与艺术作品的图像学要素作人类学本体论的扩展,使阐释学成为一种勾连美与艺术作品的形式层、形象层、意味层的实践性与创造性理解活动。这种活动因其同时包含了情境阐释、作品阐释与观念阐释的修辞学阐释要素,因而可笼扩为修辞学的阐释学方法。对于语言性文本,李泽厚通过文本阐释(“译”)、文化阐释(“注”)、历史阐释(“记”)所建构的“哲学性阐释”,实际上仍是一种区别于“考据性阐释”的“修辞学的阐释学”,内在地包含了修辞学的阐释学的全部要素,并可涵括为修辞学阐释的重要中国形态。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建构与突破:生态美学与人的生存问题——论曾繁仁生态美学思想的建树与所谓“无人美学”的争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高科技发展的冲击,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气候、环境、水土资源等日益遭到过度开发,国际上环境美学、生态美学对人类生存处境面临的各种危机予以关注和研究。从21世纪初期开始,曾繁仁先生以“生态存在论“”生生美学“”简约生活”等介入生态美学,并展开与世界美学界的对话,这实际上是对西方美学中长期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的一种反拨,最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话语。2019年,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对国内的“生态美学”、生命美学以及后实践美学等流派提出质疑,认为这些美学主张并是不关注人自身问题,而是“以生物本身为立场”的“无人美学”,一时间引起国内美学界许多学者的认同或质疑(如刘悦笛、曾繁仁、潘知常、杨春时、程向占等均对此做了回应)。阐释和分析曾繁仁先生在生态美学领域的建树与突破,以及生态美学与人自身生存问题的关系,积极回应李泽厚先生所谓的“无人美学”的争议,实际上旨在表明曾繁仁先生与时俱进的生态美学建树是在中西对话语境中对西方经典美学、环境美学的一种深刻反思和超越,其成就值得学术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