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上“一人永占”之说的形成过程

明末清初,萃锦堂本《一笠庵新编传奇四种》虽已刊行于世,但此时的案头读者对李玉《人兽关》与《永团圆》多有批评,尚无人将此二剧与《一捧雪》《占花魁》并称。与此同时,昆剧艺人对此二剧之折子戏的不断琢磨,使得二剧盛行于舞台。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本《一笠庵四种曲》刊行,该本将李玉原作《人兽关》《永团圆》二剧替换为冯梦龙改本,逐渐取代了李作的案头读本地位。在冯梦龙、昆剧艺人和书商的共同作用下,《人兽关》《永团圆》才能与《一》《占》比肩,“一人永占”的说法遂流传开来,并为后世文学史家所转述。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李延平工夫论影响下的湛若水与王阳明之争

就工夫论而言,湛若水"随处体认"之说实是对宋儒李延平"分殊体认"理念的发挥,而王阳明"致良知"工夫论宗旨则源于对李延平"默坐体认"工夫的选择性继承。从该视角来看王阳明、湛若水在"格物""致知"等问题上的争论,可知二人观点的分歧本不局限于"心""物"关系的理解,更涉及知识论与工夫论之间的冲突。但是,湛若水、王阳明之学最终回归儒学本体论层面达成和解,则共同凸显了明中晚期实践哲学对于知识论愈加鲜明的疏离和排斥。

试论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

在昆曲发展史上,明末清初的李玉和李渔是两个颇具盛名的戏曲家。李玉最初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和《占花魁》四剧在剧坛崭露头角;而李渔,则以其颇具体系的戏曲理论和成功的戏曲实践完善了既往的戏曲理论并为此后的昆曲中兴作了理论指引。本文以李渔戏曲理论来发掘李玉"一人永占"的艺术特色,互为印证二者为昆曲艺术所作出的贡献。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 )的学术基点 ,沉潜考索 ,宏观裁断 ,在此基础上 ,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解放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 )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 ,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 。

“鲤”“鳣”考辨

传统训诂大多认为"鲤"和"鳣"是同一种鱼。其实不然。"鲤"是今鲤鱼,"鳣"是今中华鲟。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误读《尔雅·释鱼》"鲤鳣鳢鲩鰋鲇"条。

复杂表面散射对干涉图对比度的影响及对干涉图的处理

以带有焊点的印刷电路板形成的干涉图为例，讨论了复杂物体表面的散射对干涉图对比度的影响。

詹安泰编注词集的体式与词学文献学价值

詹安泰所编《李璟李煜词》,用诸词集及其他文献细注详校而成。其体式包括前言、词作、注释、校勘、附录等,对二主词做了全面整理。注释语言简洁明白,解说具有原创性和普适性。遵依校勘基本原则,以校异为主,勘校精审。附录材料从不同侧面增加背景知识,有助于读者完整理解作品。校勘方法多样,并"依律校词",丰富词集校勘理论。对李煜词的艺术特征和成就以及影响做探索,主张全面评价作家作品,凸显出编注者在词学理论研究的创获。詹安泰编注的词集既具有文献学价值及实践应用价值,也有词学批评价值,对建构完整词学体系富有积极意义。

师前贤而不泥古 法西学而未失本——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

詹锳先生整理李白全集,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进而确定以最早的完整宋本静嘉堂文库本为底本,用于校勘的刊本多达十四种,并选择重要总集及选本共十七种进行校勘,校勘版本数量之多,无出其右,这为超越清代王琦注本奠定了基础。詹锳先生校勘李白全集,在对校法基础上,增加了是非判断,以“今照改”“今据改”“当据改”等分类校勘,提升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品位。詹锳先生重视唐代唐诗选本的校勘作用,用以系年、解惑、辨伪和辨析诗歌本事,破解了若干千年疑案,在李白集整理中颇具特色。詹锳先生强调古今并重,中外并重,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坚持无征不信、片善不遗的理念。詹锳先生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又深受西学影响,形成了阔大的学术格局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以“预流”的学问开创了李白研究的新境界,其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达到了那个年代的制高点,至今仍难以超越。詹锳先生的版本学、校勘学思想是留给后世的宝贵学术遗产。

“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学意识及其对韩愈、李翱的启示

中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文明以关注自我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的。在这一文明转型中,"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性本体意识和人文思想上承孔孟、子思,下启韩愈、李翱,对华夏文明由中古哲学的礼本体论嬗演至现代心性本体理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显示了华夏文明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与族群关系策略——贵州占里侗族与付中苗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占里侗寨是一个典型的侗族古村落,与付中苗寨共同传承着"祖公上河"到"占里定居"的清晰历史记忆,并保持着"兄弟村寨"的特殊关系。占里、付中两个少数民族村寨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历史认同,形成了一种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融合,符合族群发展的现实需要。占里侗寨、付中苗寨等少数民族村寨还通过频繁的"月也"活动,实现交流往来、和谐共处,具体呈现了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族群间的亲密互动关系,展示了我国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处理民族认同和族群关系的高超智慧。

集体浪漫主义之考察与反思

以李长之为切入点,联系到同时期的"战国策"派的思想主张,可以观察到浪漫主义与国家、民族、战争等话语结合时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浪漫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大独特态势。这种将个体意义层面的浪漫主义上升到集体意义层面的现象,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潜藏危险值得进一步探究和深思。

《方言》“摧、詹、戾”释“至”考

《方言》“摧”“詹”“戾”三词均训为“至”,并被认定为“楚语”。“摧”之“至”义是由 “摧”的“推动”义引申而来的,“摧”释“至”无楚语特征;《诗》“先祖于摧”之“摧”当释为“灭 绝”“坠毁”。“詹”之本义为“多言”,从“詹”得声之字均与“至”义无关;训“至”之“詹”缘于 与“瞻”通用而沾染其义,“瞻”谓“至而视之”,“至”因到达顶点、到达尽头而引申为“极” 义;《诗》“六月不詹”古人训“至”训“瞻”,意义可通,但“詹”训“至”无楚方言特征。“戾”训 “至”,表达来到、到达之义,上古中古时期常见,亦无楚方言特征;“戾”训“至”的古注资料 中存在同训不同义现象。

康藏公路修筑时期的《战利》报研究

西藏军区修路指挥部政治处出版的《战利》报,是在党的领导下,以服务康藏公路西线筑路工作为中心任务的一份机关报纸。从1954年4月1日至1954年11月16日共出版39期,报纸全面参与并见证了康藏公路修筑时期西线工作的历史进程。该报现存世极少,诸多史实也鲜为人世,通过梳理"康藏公路西线修路指挥部"沿革,分析这一时期《战利》的出版情况,研究其性质与特色,总结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对于填补西藏地方新闻出版史以及康藏公路修筑史的空白,深入践行与弘扬"两路精神",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倪瓒作品中的“逸气”

时下美术界不少人士,在艺术创作中,追求“逸气”的较多,而随便翻翻某些画册,也都可观到这类“逸格”作品,因此,可以说,当今绘画界,是把“逸气”作为衡量作品格调高低的最高法码了。观今而思古,这让我忆起了倪瓒,于是萌发了想对这位元末文人画家作品中的“逸气”进行一番论述的念头,以期能起到一丝鉴今作用。

东汉《郙阁颂》历代序跋题记考辨

摩崖石刻《郙阁颂》因有东汉、南宋、明代的三次镌刻,从而在名称、年代、文字、人物、书法艺术等方面,都留下了一些悬案和争议,历代的题跋、评析,从训诂学、考据学、文艺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使各类事项、各种问题日益明晰。但也有以讹传讹、以错为正的现象。《汉语大字典》中的“漯”属沿袭欧阳修对《郙阁颂》的误释而生造之词,颂文中“嶃漯”义为“高峻而潮湿”非其他,“平■”义为“平坦而干燥”,非单指“干燥”,“隤纳”义为“车辆翻覆”,而非《汉语大词典》所释之“坠入深渊”。

佚留日本的唐末浙江商人送别诗及尺牍

现存日本园城寺的日本国宝《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中汇集了部分日本僧人圆珍求法归国后唐人送给他的诗和信简,其中包括浙江商人李达和詹景全的两封信简和三首诗。这是唐代浙江商人在日本现存的唯一墨迹,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考证李达、詹景全两位浙江商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可以看出唐末浙江商人在促进唐日佛教交流乃至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

黑水城《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补正

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麦足朶立只荅站户案卷》文书,因其具有真实性、通俗性、丰富性等特征,故是研究当时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历史文化等的宝贵语料。由于此批文书存在内容残缺不全、字迹漫漶不清、文字讹脱衍倒、字形草俗并呈及词语疑难不解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整理本在释录方面存在一些可资商榷的地方。今通过研读图版,综合运用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法,就整理本存在的一些释录可商之处进行校正和校补,以冀还原此批文书之原貌,促进此批文书的深入研究。

汉语“站立”义词的现状与历史

表示"站立"意义的词属于人类语言的基本词。本文描述汉语"站立"义词的现实分布和历时演变,并尝试对两者的关系作出解释。现代方言中表"站立"义的主导词有3个:站、立、徛。它们的分布特点是:"站"分布最广,大多数北方方言说"站",此外还散见于非官话区的部分方言点;"徛"密集分布于东南部的吴语、徽语、赣语、湘语、客家话、广西平话、粤语、闽语地区;"立"则呈零散分布,散落在官话、晋语、吴语、赣语、湘语、湖南乡话和广西平话各区。这3个词在汉语史上的情况大致是:"立"从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早期起一直是影响最大的通语词,直到明代以后才在大部分北方地区被"站"替换;"徛(倚)"用作"站立"义始见于战国,历史上可能作为一个方言词一直存在于南部广大地区;"站"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在广大的官话区逐渐取代"立"成为新的通语词。"站"很可能是所谓的"长江型"词,即兴起于江淮流域而后往北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