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庄案二审看辩护律师的独立性

当前,辩护人作为一独立、自主的司法单位的地位,已经在各法治国家立法中获得普遍肯认,由此出发,辩护律师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利益,有权在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展开独立辩护,而不受被告人意思表示的拘束。但是,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原则亦非绝对,辩护律师只能就其固有权利行使独立辩护权,且只能在忠实于被告人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独立辩护。在"李庄案"二审程序中,辩护律师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坚持作无罪辩护的行为,因为出庭辩护权属辩护人固有权利,且该辩护意见实质上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因而并不违法(理)。

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之缺失:基于李庄案的思考

"公益性"伦理的缺失是当代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一个基本现象,重庆李庄案折射出我国律师职业群体及学界对此缺乏反思性的认识。以李庄案作为切入点,分析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职业伦理缺失的职业发展背景和社会制度原因,认为法制移植背景下对律师职业伦理的片面移植、国家权力对律师制度的主导,以及司法制度中的政法传统等因素对于当代中国律师"公益性"伦理的缺失不无影响。

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及解决机制——从李庄案二审谈起

李庄案在二审阶段出现的被告人当庭认罪,辩护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的现象反映了被告人与律师辩护权冲突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尚未形成解决辩护权冲突问题的统一定论,综合分析现有的被告人中心主义模式和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律师独立辩护模式是我国应对被告人和律师辩护权冲突问题的最佳解决机制,具体实践中应通过律师与被告人的充分协商和明确律师独立辩护的限度,防止律师独立辩护模式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

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法律修辞--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

法律人孜孜以求的法治究竟如何实现?关注司法实践,从微观和方法层面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和改进,可能是迈向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判决书为宣示法官依法解决纠纷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公告,它所表达的内容只能是基于法治立场的合法性论证。该论证至少应当在形式上摒弃政治、经济、舆论、私人情感等法外因素的不当干扰,从法律规则和事实出发论证判决的正当性。为此,笔者以"李庄案"判决书为素材,基于某种法律方法论立场分析了司法裁决证立过程中的修辞现象,并对此进行了一些评价和反思,希望能够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并认真对待这一判决正当化的有力工具,从而为趋近理想法治提供现实的方法支撑。

李庄案的证据学拷问

李庄案凸显出的证据学问题值得拷问。本案中证人不出庭接受质证难以形成以证人证言为核心的证据锁链;而品格证据的不规范运用,不但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徒增了司法的不严肃性;司法主体对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不恰当理解,以"武断"式的刑事证明标准表现出来。构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与品格证据规则,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赋予辩方制约法官自由心证的权利,方能有望贯彻落实刑事证明标准与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以期真正实现刑事审判解决纠纷的功能,树立刑事司法权威。

医学伦理学应重视对问题和案例的研究——以李丽云案例的最终司法处理结论为例

李丽云案例的最终处理存在医学伦理缺憾,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至今仍未破解该案例引发的医学伦理难题,医学伦理学应该重视案例研究,多研究些问题。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辩护——以李庄案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对于促使辩护成功、督促追诉机关依法执法,保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李庄案为视角,从对程序性辩护的概念解读入手,进一步比较、分析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的区别,并对程序性辩护的现实局限及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

李惠林教授从虚、痰、瘀论治肥胖经验

李惠林教授认为肥胖病位主要在脾肾,与脾的关系尤为密切,病性多属本虚标实,本虚以脾虚为主,标实以痰湿为主;此外,李惠林教授认为现代人的肥胖多受生活作息、压力、情绪等因素影响,不离血瘀之证。故其立法着眼于补虚、祛湿化痰、活血祛瘀,用方上喜用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黄连温胆汤、抵当汤等。

试论我国刑事回避制度的完善——以李庄案为视角

我国诉讼法律对回避制度规定过于简单,李庄案所存在的程序瑕疵使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问题再次凸现。可以通过建立我国管辖异议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回避制度。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