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行只是人间路,得失谁知天壤分”——从“一本而万殊”看《明儒学案》为何不给李贽立案

"一本而万殊"是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的一条重要原则。李贽作为心学层次和层面的一个重要展开者,为什么不被立案,正如黄宗羲所说的"一本而万殊"的"一本"为"理",但更强调的是"心"中的"理"。而李贽的"道德规范"是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是建立在己和私的基础上的,这是和黄宗羲所认可的道德规范中"一本"的"理"是大相径庭甚至根本相反的,这也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不为李贽立学案的根本原因。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从《明儒学案》看黄宗羲的儒佛观及其矛盾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在康熙年间写成的一部明代心学史专著。在此专著中,黄宗羲对于明亡于心学,特别是心学与佛的牵连,尤辩之不遗余力。黄宗羲对儒佛的看法(即儒佛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有矛盾的。黄宗羲的儒佛观是以儒佛有"理"无"理"作为其重要区别,这种看法是建立在佛者无"理"说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遇到了难以解释的困境。

南京煦园考辨三则

关于南京煦园的历史,目前仍存在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1)两江总督府和江宁织造府虽然前后毗邻,但绝非一处,两府的附属花园也各自有别,康乾驻跸的是江宁织造府而非两江总督府,因此煦园不是行宫花园,而只是衙署园林。2)两江总督府花园建成于乾隆朝尹继善任两江总督时期,经历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和二十三年(1758年)的2次营建:第一次营建,花园从无到有,建了不系舟、望山亭等景点;第二次营建,花园由简而繁,增添了诸多建筑,并由尹继善亲手堆叠了巨型假山。3)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之前,两江总督府花园一直无“煦园”之名,煦园得名在同治重建后不久,具体时间在曾国藩去世的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至李宗羲写《复彭雪琴侍郎书》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3月之间。

从王艮到黄宗羲——试论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和演变

以人文主义为特点的中国启蒙思想始于明中叶以后,其发起者主要为泰州学派创始者王艮。他以"心即理"、"百姓日用即道"、"大人造命"、"安身立本"、"注脚六经"等命题,论述了人文主义思想。此后,李贽将"心即道"发展为"童心说",将注脚六经演变为粪土六经,严重地冲击了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他又提出私欲即天理的思想,使人文主义向纵深发展。清初,黄宗羲在承认私欲的基础上,主张合天下私欲以为公欲的公私结合的人欲观,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筑构他的"大壮盛世"的政治制度,从而对近代的先进人士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关于黄宗羲批评罗钦顺“天人不一”之检视与回应

黄宗羲批评罗整庵对朱子理气论的修正,从而导致"天人不一"的观点。黄宗羲的思想属于心学和气学,而罗整庵则应定位为理学转向气学的理论型态,两者的思想体系略有不同;虽然二人皆有重气之倾向,然罗氏之修正朱子的理气二元而为理气一致,却在心性论上又坚守朱子立场,以致黄宗羲怀疑整庵思想倒向了"天人不一"。依黄氏,理是气之理,又要天人一一对应,则性该是心之性或情之性,则无论在天道论还是在心性论上,皆须贯彻气论的立场,由此必得出天人一致的结论。那么,整庵的心性论是否可成为一种气学呢?即坚持一气流行,气之诚通诚复,四气周流以及喜怒哀乐如元亨利贞一般等观点,进而得出刘蕺山、黄宗羲所说的"心气通一"的结论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黄宗羲的金石义例观与《明文海》编纂

黄宗羲的《金石要例》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雷文集》中诸多文章也反映出黄宗羲对碑志创作的一些看法,共同构成了其金石义例观。不过黄宗羲在编选《明文海》时,他的金石义例观却未能得到严格执行,这与黄宗羲致力于保存一代文献的观念密切相关。

黄宗羲与王夫之理气观之比较——以知言养气章之解释为例

本文考察明末黄宗羲和王夫之理气观,试图管窥理学晚期之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因为理气观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本文只选取了两人对《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即一般所说的《知言养气章》的解释为研究对象,兼顾一些别的文本。文中比较讨论了两人的理气观。黄宗羲是心学传统下的理气一元论,从人的角度来看,强调连贯性;王夫之是基于天道大易的理气一元论,从天的角度来看,强调统合性。两人代表了理学晚期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而且都对朱子学传统下的理气观有所反思,影响了后世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