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蕴涵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它产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先进”所形成的“榜样”力量,以及西方帝国的霸权行径和经济侵略,内部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所具有的“经世忧国”传统精神。它产生的路径基本是:先进的西方列强,对落后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产生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经世忧国”精神的中国人奋发图强,既积极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又反省自身落后,积极展开竞争,谋求改良、发展,其中,蕴涵了忧患、危机、反省意识及竞争、发展观念,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追赶性、内向性、开放性特征,且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虽有过急追求发展的一面,但其价值目标及立足自身的方法取向是理性的。

晚清学者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交游研究

李慈铭与缪荃孙皆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两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书籍往来是两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往来的形式有互借、互赠、转借等,其书籍往还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通过书籍往来,两人丰富了各自藏书规模,增进了彼此的学问见识,对社会知识和文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江西巡抚对江西教案的处置研究

清末江西社会深受教案的冲击,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为此,江西巡抚围绕调节官、绅、教、民诸阶层关系的目的,采取了设立洋务局、教务公所等机构,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积极吸纳江西士绅参与等举措,试图以此建立处理教案的有效应对机制。与此同时,江西巡抚转变了对传教士和教民的管理思路,从加强对教民的管理转向以祛除民教词讼案件中教会的影响力为目标,进而实现教案的“内政化”。这些举措对清末时期江西教案的逐渐和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官绅的分离,加剧了江西社会的动荡,使清政府在江西的统治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晚清《植物学》的创译及其科学传播意义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国族寓言——“灵”“天”“月”意象的新变与困境

面对清末民初的国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并将其视为兴邦立国的良方。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驱动力,重新编译传统意象符码,甚或寄托着彼时知识分子国族振兴的寓意。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灵”由个体魂魄转为国民精神的指涉,“天”从“天命正统”指向“裂天世变”之实,“月”由抒情对象具象为星球实体,三者形成了“个体—国家—宇宙”格局:以疗治民族病魂为始开启救国寓言,通过续演“补天”神话开创“新天”,并遥寄国族未来于宇宙之中。意象的现代性转变反映了国族竞争背景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灵魂精神、政治变局、国族未来的整体性焦虑,但“现实”与“寓言”之间实用治国之法的空白则隐含求索之路的无力与茫然。

成长与蜕变:论晚清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

女性是晚清知识者们主要的“新民”对象之一。在知识者们的倡导之下,一些女性大胆地走出闺阁,去学堂学习,并使自己成为拥有现代知识结构的女学生,从而在晚清的舞台上演绎了一段令人敬佩的成长与蜕变的故事。这些女学生求学的道路并不顺利,基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往往需要经过更多的磨砺或某种契机的激发,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悟。她们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也汲取新思想,并能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实践之中,呈现出对女权思想的拥护和追求。一些更优秀的女学生能主动地肩负起救国责任,并以炽热的爱国热情,展示出可贵的牺牲精神。晚清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出现,是对古代白话小说中女性形象传统的纠正和变革,也是晚清小说的现代转变中比较重要的要素之一。

晚清驻藏官员李福林事迹探论

李福林生于西藏,出身汉藏通婚家庭。从1890-1910年间,他从马兵开始,一路升至把总、都司、游击等职,屡获驻藏大臣升泰、文海、裕钢、有泰、联豫等任用或赏识。有泰在日记中对李福林有较多记述,他是一位“知藏”官员,擅长办理西藏地方具体事务,亦颇会处理与驻藏大臣的关系。在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参劾有泰等驻藏官员案中,李福林因“知藏”而免于严厉惩罚。但是,在宣统元年西藏地方因派遣川军赴藏问题与清朝中央政府发生冲突时,李福林在其中的行为,被赵尔丰认为可疑,联豫指他为“内奸”,最终受到清廷“回川监禁”处罚。

从部落首领到中华民族共祖:晚清民国时期黄帝形象重塑及影响

伴随清末种族危机与民族矛盾加深,近代民族主义这一新兴政治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为辨别民族主义的概念与界限,以维新派与革命派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将黄帝这一远古部落首领塑造为汉民族始祖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黄帝逐渐成为团结汉民族的精神纽带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文化标志,最终掀起清末黄帝崇拜浪潮,为革命运动添加了一味强力助燃剂。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的提出,黄帝形象突破了民族畛域,一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在抗战时期更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侵略的精神支柱。时至今日,黄帝仍是团结中华民族、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图腾,更是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精神纽带。

国家图书馆藏诸家致李文藻手札册考释

国家图书馆藏《冯敏昌等手札》稿本,由清乾隆年间诸家致李文藻信札装裱而成,包含冯敏昌、盛百二、张锦芳、罗有高、宋弼、邓汝勤、钱大昕、成城八人致李文藻手札各一通,及李文藻致“竹书”诗札一通。逐一考释其撰作时间及内中所涉人事,可增进对李文藻交游细节的认识,也可补充相关人员生平行实之信息。

怒江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文化研究

刀耕火种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怒江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在晚清民国时期,他们仍把山林当作自己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本”,世居深山峡谷,与自然环境世代为伴,通过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获取“衣食住行”生活资料,在与自然、族群的互动过程中,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稳定性,彼此和谐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刀耕火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有限,是适应当时山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凸显他们的经济与文化水平的同质性。

“想象中国”何以可能——晚清报刊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晚清时期,新知识群体的崛起,现代印刷业的进步,报刊语言和文体的成型,都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天下"到"万国"和"世界",由历史循环论到历史进化论,晚清报刊的时空转换和时空想象同时也催生了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形成。在办报办刊理念上,晚清报刊以"通上下内外之情"强国,以培育"国民精神"建立国家认同,以"改良思想"救国,以"正确、适宜"之独立言论报国,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晚清报刊不仅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现实基础和观念前提,更为"想象中国"进行舆论造势,成为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引擎和载体。

“诗史”指向与晚近诗坛的李商隐接受

作为清代诗歌流变中"唐宋诗之争"的又一环节,李商隐接受是近代复古诗学的一大方向,也多是地域诗学的延续。晚近诗坛的三种接受模式,完成了对李商隐诗歌的全方位、多角度学习。近代社会复杂的风云变幻,诗史观念的介入,是考察李商隐接受的具有理论价值的立足点,为探讨学李诸家的异同、得失提供视角。

清末广西民族关系发展论

清末广西的民族关系超越了国内的范围,不仅突出了政治领域内各民族的互相协作,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也在心理上使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得到升华,实现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晚清关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争论

缠足影响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主要思想依据,但晚清知识界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一观念初由传教士发其端,甲午以前并未引起士人的多少关注,主要的思想交锋是在外国传教士及受其影响的中国教徒之间展开。甲午后,缠足影响国家富强的说法日渐流行,争论逐渐在中国士人间展开,特别是在反缠足运动积极开展的南方地区,争论显得尤其突出。新政时期,类似说法已非常流行。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人改变了以缠足为琐屑的观念,承认它影响了中国的富强。但争论仍在继续,并逐渐逾出南方而扩大到北方地区,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争论。

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

张泰荣是奉化一个普通的小知识分子,通过研读他的日记,我们以他的个人经历为主要线索,讲述1920年代不同身份、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精英完成权力重组的过程。一方面,部分在晚清已经获得威望的人群,延续地方自治传统并将之与新的党组织接续;另一方面,中下层知识群体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与行动中,开始完成党化与组织化,并在地方事务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地方党、派、身份芜杂交错,五卅后的反帝热潮激发出了小知识分子自觉的国民革命意识。奉化地区的这个个案,透视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发源与经过的微观情形:政党政治的脉络延续自晚清;地方力量党化的完成则正式终结了传统中国的地方精英统治模式;当个人与团体经历了严密的组织化,才得以深入更多阶层、控制更多人群,并因此获得了领导中国政治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官场现形记》与晚清“新政”及鲁迅的误解

鲁迅对《官场现形记》创作意图及主题判断是有误的,小说并非因庚子事变的刺激为迎合"时人嗜好"满足于"谴责"———"谩骂"而作,而是起因于1903年李伯元及中国社会经历了对晚清"新政"由满怀希望到彻底失望,旨在揭露"新政"腐败的根源和真相。它集中描写晚清"新政上谕"发布后,中国专制政体与国际化市场相结合,导致官员权力与金钱贪欲的无限制结合,以至权力和人格商业化,使官场腐败像瘟疫一样漫延的种种现象,揭露专制政体是"新政"腐败的总根源和"伪改革"的原因,呼应了唤起人们认清"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的政治启蒙目的。

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

在清末亡国灭种的阴霾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而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给出了"革命排满"与"满汉一体"两个看似截然对立却又彼此呼应的文本,二者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由对立转向趋同,并最终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明确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中华民族认同诞生的过程,恰恰反映了满汉关系的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