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地区各民族ABO、MN血型之研究

本文提供海南岛地区各民族血型资料。血型分析认为该岛各民族处于遗传平衡状态,其相互间是婚配隔离的。通过ABO血型的分布,重点讨论了黎族与仲家人、傣族的遗传关系。并从MN血型的分布特点,探讨我国南方民族与南亚地区的人种联系。

铁勒浑部及其在内亚腹地的游移

浑部作为漠北铁勒部落之一,是隋唐时期活跃于北方的游牧民族。流经今蒙古国境内的土拉河,在乌兰巴托到隆城间形成了一个面积约数百平方公里的套状地带,浑部就活动于这一河套地区的最南部。7世纪时漠北浑部不堪突厥的残酷统治,同其他铁勒部落渐次南下附唐,被安置于灵州、甘州和凉州一带。南迁的浑部与唐政府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曾涌现出不少杰出将领,为巩固边疆、稳定政局贡献尤著。开元中,部分浑部随同回鹘等部落返回漠北,建立了强大的漠北回鹘汗国。回鹘汗国灭亡后,浑部留在了漠北未随回鹘迁徙,10世纪时西迁中亚。

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保存至今的原因探究

海南黎族的原始制陶技艺活态保存了人类早期制陶的工艺形态,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从历史、生产、经济和技术四个方面对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的延续进行分析,认为漫长的原始社会进程制约了黎族原始制陶技术的发展、独特的"生黎"群体是黎族原始制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物易物"为黎族原始制陶提供了交易机会、制作简便则为黎族原始制陶提供了家庭日常生产的可能性,从而使这项人类最初制陶的原始技艺能够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唐代支谟及其家族墓志研究

墓志记载晚唐朝廷高官支谟生平历事与晚年(乾符五年冬季)积极投入进兵讨伐沙陀李克用的战斗,取得胜利的战绩,可以补充正史未立传记的缺佚。长达3 162字的鸿篇巨制,为近代洛阳出土墓志所仅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邙山盗掘出土了支谟先人及其兄弟姊妹的墓志9种,是研究志主生平与支氏祖先源于西域月支国等问题的可靠资料。

晚唐张议潮入朝事暨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

沙州归义军政权曾长期致力于控制凉州,由李行素墓志可知,咸通八年,在朝廷的斡旋之下,归义军被迫放弃凉州,凉州被嗢末部族所控制。李行素这次单车西使,说服张议潮奉笏入朝,实现了唐中央对归义军的羁縻控制,并通过分割凉州而实际削弱了归义军,进而利用嗢末势力实现了掣肘和压制归义军的目的。也许正是因为嗢末具有与吐蕃民族近似的西羌文化特征,以及曾为吐蕃奴部、庶民的身份地位,所以李行素墓志才称其为"羌",其主要成员构成应与党项、苏毗等民族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直至晚唐五代,嗢末始终控制着凉州,强烈影响着河西走廊各部族政权的局势。

蚩尤九黎族的创造发明

蚩尤九黎部落有着重要的文化贡献,主要表现为发明冶炼,造立兵器;整治部族,创制刑法;信鬼好巫,发明宗教;使用甲历,种植水稻等。这些文化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为后来崛起的炎、黄部落所汲取和发扬,为整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技艺探究

海南黎族的原始制陶技艺传续了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早期制陶的手工艺形态,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陶瓷史上珍贵的史前活态遗存。从陶瓷工艺学的独特角度记录和分析了这种原始手工技艺从取土、制坯到烧成、淬火的完整工艺,进一步深化了对这项原始手工技艺的研究。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

十八世纪初俄罗斯地理考察的先行者图理琛——纪念图理琛使团赴俄访土尔扈特部三百周年

三百年前康熙皇帝派图理琛使团途经西伯利亚到达伏尔加河下游慰问土尔扈特蒙古人,沿途受到俄方的热烈欢迎。归国后图理琛著《异域录》三卷,对俄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俄国东西部交通和中俄外交关系的真实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异域录》成为中外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理学著作。

李定国实现联明抗清的原因分析

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农民军进入黔、滇地区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大西农民军放弃了原来的宗旨,决定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其联明抗清能够实现的原因主要是李定国在黔、滇民族地区采取了联合各地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抗清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一、积极联合黔、滇各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组成抗清力量;二、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地区同样的土地政策和发展生产、严惩贪官的政策;三、在大西农民军中实行了少数民族士兵和汉族士兵一律平等的政策;四、实行了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大西农民军取得了土司头人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参与,建立起了抗清根据地,共同进行抗清斗争。

《万历武功录·克臭传》辨析

《万历武功录.克臭传》是专门记载多罗土蛮部克臭台吉事迹的列传。但经史料辨析后发现,此传所记事迹分属于两个人,两个人因名字发音十分接近而被混记在一起。但两人活动地域和时间有很大区别,其一可能是鄂尔多斯部吉能第三子圪赤圪台吉,住牧河西走廊以北昌宁湖;其二是多罗土蛮部克臭台吉,住牧西海莽剌川和捏工川一带。《克臭传》是一传内混记了两人。

一代豪酋李克用的汉化

沙陀族首领、晋王李克用是唐朝沙陀汉化的关键人物和奠基者,他个人的汉化前后反差很大,也最具传奇色彩。文章从个人思想、个人官位、沙陀族军事角色、沙陀族民族身份地位四个变化过程来探讨李克用个人汉化的特点,揭示了他独特的汉化表现,诠释了他如何从桀骜不逊的少数民族豪酋汉化为忠心耿耿的唐臣,以此窥视此时期沙陀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汉化的特点。

李克用墓志新考——兼论李克用的官职和汉化

1989年出土的李克用墓志为研究唐末五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其记载有可与传统文献互相佐证之处。李克用是晚唐代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以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崛起显示了自隋唐以来,西北地区的民族冲突重心向代北地区的空间转移,代北地区民族发展态势逐渐成为左右唐末北方政治局势的重要势力。因此,文章欲借助李克用墓志提供的史料信息,对李克用家族事迹、李克用本人的官职及李克用汉化问题进行考释,并作出对李克用公正合理的评价。

郭家崖东周秦墓姜戎文化因素观察

郭家崖秦墓地是一处与居址共存的大型墓地。北区共发掘的37座秦墓葬时代为战国,除一座为南北向外,其它全为东西向布局。可分为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两大类。葬具比较简单,多数为一棺,部分为只有盖板,没有边板的立柱框架棺椁结构,还有瓮棺。葬式除2座不清、1座未发现遗骨外,其余全为屈肢葬式。随葬器物比较简单,以陶器为大宗。陶釜最为常见,以往常见的大喇叭口罐与陶豆、陶簋不见出现。M36、M41出土的2件戎式高领袋足鬲最为典型,属于姜戎文化序列,与M8出土的秦式弧裆鬲反映的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这类鬲分布区域与时代特征十分突出,是探讨先周时期羌戎文化与周、秦文化渊源关系的重要器物。

试论唐末五代代北集团的形成

所谓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是指从唐末以来兴起于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以沙陀三部落为核心，融合奚、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等所谓五部之众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在内的军人政治集团。这一集团是唐末李克用太原割据政权和五代后唐、后晋、后汉三王朝以及北汉小朝廷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本文对这一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组成成分进行了考察。

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

有关沙陀族遗民的流向及其活动情况 ,史多乏载。笔者认为 ,沙陀族解体后 ,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流入辽朝境内的沙陀人 ,除部分被并入契丹族外 ,大多数仍居住于代北等地 ,并保有“沙陀三部落”建制。辽亡前 ,他们徙居于宋并州一带。宋朝境内的沙陀人 ,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 ,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大族。他们在宋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因立有汗马功劳 ,故大都拥有各种显爵。金朝境内也有沙陀族遗民。说丰州汪古部人是李氏后裔为“伪托” ,实际上只是一种猜测。流入西夏境内的沙陀人数量当也可观。“昔里钤部”先世 。

《离骚》题名的文化透视

"楚辞"基本属性是富有楚地地方色彩的一种文学样式。《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篇目之一。关于"离骚"的名称历来就有很多解读,最早可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实际上,"离骚"是楚方言,是一个苗语词汇,最初是一个用古汉字的读音记录苗方言的词。前人对"离骚"的种种解释,其实都没有摆脱司马迁既定的思维模式。"离骚"在苗语里的意思实际上是通过"诉说"、"申诉"、"劝说"或"斥责,"把内心的想法及因遇不公而带来的委屈及愤怒表达出来。

北方民族政权融入统一国家的基本路径探析——以《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为中心的研究

近年刊布的《唐故左屯卫郎将李公墓志铭》是唐初契丹质子李范的墓志。李范为契丹首领摩会之子,墓志对摩会附唐时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不同,应是对李渊起兵之初求援突厥的曲折反映。摩会所统契丹八部在隋唐之际曾臣属突厥,在突厥可汗的安排下协助李渊起兵。虽然摩会在武德元年(618)曾接受李唐封号,但契丹八部联盟却并未因此臣属唐朝,直到贞观二年(628)才真正叛离突厥、归附唐朝。将墓志中李范生前身后情形的描述与传世文献对照,可发现《旧唐书》《辽史》等文献将摩会与窟哥皆归为大贺氏的证据不足,窟哥很可能是在贞观后期发迹的契丹新兴势力,其崛起或与唐征高句丽有关。墓志称李范为“契丹乌丸人”,并不意味着唐人将契丹族源视为乌桓。唐人曾以“乌丸”“鲜卑”“林胡”代指契丹,且有时将契丹与古族名称直接连用,这种记载应属以古喻今的表述手法。据《李范墓志》记载,李范家族缬、毕、摩会三代连续出任契丹八部大蕃长且先后接受北齐、隋、唐的册封,表现出契丹对中原政权较明显的依附性。墓志将契丹八部联盟存在的时间上限提至北齐时期,则有助于从更长时段认识契丹与中原政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