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理”·张“气”·束“法”——吴子良的为文大要与时代贡献

吴子良是南宋后期的文坛名家,是宋代浙东文派"叶适——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一脉辞章之学谱系中守先待后的关键人物。其"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的文论观点,主张"理""气""法"的兼备与融通,既是对当时质木无文的道学文体、文过其质的科举文体等文坛浊流的涤荡,更是对古文优秀传统的弘扬。吴氏为文事理、文气、章法兼具,在南宋后期上承叶适、陈耆卿,下启舒岳祥、戴表元,师徒继踵,薪火相传,代表了宋文发展的主流,捍卫了古文传统的清流,在散文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何为理学——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道学、理学构成了理学的不同之名。以"新儒学"指称理学,体现了理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用"道学"概括理学,表明了理学以"性与天道"为对象,理学之名折射了理学从普遍之理和殊理的统一中来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趋向。以理与气、理与心性、道心与人心、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心与物、知与行等为概念系统,理学既在天道观的层面辨析"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问题,又通过追问"何为人""如何成就理想之人"而展现了人道之域的关切。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理学突出"理之当然",以此拒斥佛老,上承儒家的价值立场。理之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相联系,既展现了当然的不同维度,也蕴含了天道与人道的交融以及本体论、价值论、伦理学之间的理论关联。

莱布尼茨的神学理性主义及其对中国理学思想的解读

莱布尼茨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学理性主义思想,并加以彻底理性化,使上帝成为理性秩序的化身,从而无需干涉世界。正是这种独特的神学思想使莱布尼茨在中国理学思想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即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和有机的自然论。莱布尼茨关于中西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构想,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朱子语类》理学核心词语考探

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人禀天地之气而生,理与气相互依存;人性即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性接物而动则为情;情发为欲,好的欲为理,不好的欲则背却天理。“理”“气”“性”“情”“欲”及其复音词构成《朱子语类》理学词语的聚合,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理”“气”“性”“情”“欲”词义和搭配古今传承发展的演变脉络。

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中的日本影响

民国时期的朱熹哲学研究既是当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也包括了对于日本朱熹哲学研究的引入和创新;日本的影响构成了民国时期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日本的影响,不仅在于一些重要学术著作的译介,而且还表现为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以及所引述研究资料乃至基本学术观点的大致相似。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最初在日本朱熹哲学研究影响下而形成的从理气论出发的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对于这样的论述框架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牟宗三批判朱熹心性关系得失之检讨

在关于牟宗三如何诠释朱熹之性的讨论中,大部分研究者都是顺着牟宗三的思路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很少进一步做出评判或分析,即便有分析评判,也多是集中在宗三"道德形上学"的问题上,或通过"道德形上学"的思路对性做更进一步讨论;另一部分学者,虽然注意到牟宗三对朱熹的批判中有很多理解并不准确,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关于"格物致知"的讨论上,这虽然是理解牟宗三批判朱熹的一条重要线索,但还是不够全面。应该注意到,在讨论牟宗三如何理解朱熹之性的问题上,大部分学者只是就性论性,没有充分注意到牟宗三对朱熹之性的批评是以否定其理气论为前提的。文章试图论证,牟宗三对朱熹之性的批判,是以否定朱熹所理解的理气关系为前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牟宗三对朱熹之性及心性关系的误读。牟宗三认为,朱熹之性"只存有不活动",在朱熹从理论上讨论性与气关系的角度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很多研究者没有充分注意到,如果认真考察朱熹认为的性与气创生共成、心与性共同参与后天之"形"气等说法,则牟宗三对朱熹关于心、气的关系的说法就显得武断和不够全面了。

吕大临的《中庸》阐释--兼论与张载、二程的《中庸》诠释之异同

张载提出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思想。吕大临受其影响也非常注重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并认为世界之所以能生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气本身具有内在的动力。虽然在此观点上吕氏同于张载而不同于二程,但在理气关系上,他明显背离了张载而趋同于二程。中庸是《中庸》极为重要的概念。小程从体用关系上对“中”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从体上说,为“在中”;从用上说,为“时中”。虽然,吕氏也是从体用上来界定“中庸”,但在“中”与“心”的关系上两人的看法有较大的不同。正因有异,故而他们所主张的修养工夫亦有所不同。

退溪李滉对阳明“知行合一”之批判及其回响

对于阳明的“知行合一”,退溪学派创始人李滉认为“形气”“义理”层面的“知”分别是“不勉而行”“勉而后行”,故前者可说“知行合一”而后者不可。对此,栗谷学派的吴道一和韩元震严守朱子对“知”“行”的分判,反对以“形气—义理”的框架来判断知行能否合一;同属栗谷学派的金钟厚则以“形气—性命”对应“人心之知—道心之知”,来分析“不能真知”与“虽真知亦有不能行”之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这些论述不仅展现了朝鲜性理学的理论样貌,也能为重新理解朱子学和阳明学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