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的中国丧祭礼与家庭代际结构——兼议其中的生死冲动

精神分析学说自弗洛伊德创立以来,主要基于夫妻家庭的形态来分析子女与父母之间在无意识中的爱恨生死。中国古典家庭结构则呈现出与夫妻家庭相异的三代家庭形态,展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代际互动与代际冲突模式,并由此发展出解决这一冲突的独特文化方式。以精神分析视角观之,一方面,正如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代际之间除了爱与传承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冲突与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家庭通过昭穆制度化解了三代之间的爱恨冲突、传递与接收的矛盾,并由此建立了一种独特的代际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死观——“死而复生”。中国的丧祭礼则可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互动及生死观。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跨文化阐释视角下“礼”的内涵及英译——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为例

《论语》中的核心概念“礼”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内涵丰富,应用面广。随着时代发展、文化语境的变迁,对“礼”的阐释日趋多元化,相关译介方法多样。跨文化阐释式翻译侧重于对原语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并使用目标语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替换或解释译者解读过的原语文本。跨文化阐释视角下从“礼”的源考及释义着手,结合“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宣传语,讨论“礼”的内涵及其英译问题,有助于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秩序与和谐:礼乐制度与行为正义

西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而“礼”则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制度综合”。“礼”作为典制,其现实性上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生活的多元秩序与和谐。在理念上,“礼”作为制度体系是圣人法天立极、依于天道而建立人道的结果,因此它是由天地人神共构而形成的人道世界的制度典范,充分体现了人为自我立法的价值建构。因“礼之本”在天道,所以在古典儒学的特定语境之下,“礼”具有神圣性内涵。“王”或“天子”以其特定名分现身于“礼”的制度结构之中,他必须成为循礼的典范,而不具有度越于制度规范的特权。“礼”对于“名分”的制约具有现实意义的普遍有效性。“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是一切个体实现其现实生存的基本场域,处于其中的个体(主体)间“名分”的表达具有原则上的对等性,包含责任、权利、义务的平等意义。“名分”之实,即是公开场域中的个体性或公共交往秩序中的主体性。“名分”的恰当体现即是“义”,是在公开性意义上关于个体(主体)行为正义的本质限定。

节制德性视域下荀子的“礼”“欲”之辨

荀子对于欲望的价值判断是矛盾的,欲望为恶、价值中立、为善等三种理论都有切实的文本依据。但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了礼规范、指引欲望的重要作用,即节制的必要性。荀子通过礼乐制度、社会规范、德性培养三个方面,展示了"以礼治欲"的可行性,使得节制切实有效。荀子通过心能"知"、能"虑"、能"使"的独特功能,合理解释了性恶之人形成节制德性的可能性,受过道德教育的心能实现心灵的转向,遵循"道"的方向。

王船山夷夏观辨正——以礼以分殊辨别人禽与夷夏为视角

船山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学术界多把他的夷夏观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夷夏观:即从船山的夷夏观推断船山将禽兽与夷狄等同;二是认为船山是典型的华夏主义者,也即大汉族主义者,这是对船山夷夏观的一种误解与误读。如果还原船山原典语境和抽离引用者自身的语境,从礼以分殊辨别夷夏为视角,即可还原船山夷夏观的真实存在:即船山本意并非将夷夏等同于禽兽,同时他也并非主张大汉族主义。一旦抽离船山原典的语境和置换引用者自身的语境,就会导致对船山夷夏观的误解与误读。

朱熹礼、理关系研究

朱熹是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礼学思想也十分丰富。从天理之角度看,朱熹认为"礼者,理也",但同时也指出二者在内涵上有很大的差异,不能等同。朱熹的"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不仅为礼找到了形上依据,而且又体现了礼的经世价值,是对礼、理二者之间关系精当完备的解释。从性理的角度来看,以"礼"作为人的本性,得益于四端之情"因情见性"的作用,可以找到一定依据。从修养工夫论的角度看,朱熹认为一方面在践礼过程中要以"敬"为本,另一方面心中的敬畏之意也要通过"礼之节文"恰当地表现出来,二者相互交养,才能圆融渐进。

大礼仪与杨廷和阁权的畸变──明代阁权个案研究之一

在大礼议激烈论战时期的杨延和与新君世宗的暂时对抗不是间权的扩张，而是其阁权因脆弱和不足所导致的畸变。杨廷和集团的弄权及其对反对者所采取的调出京师、肆意攻击乃至暗杀行为则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权臣专横跋扈现象的再现；要突破洪武祖制而实现阁权的扩张，必须具备诸多必要条件，它不可能在与皇帝的对抗中完成，更不可能通过挟持皇帝而侥幸成功。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戍求鼎铭文与商代会礼

会礼为先秦宾礼之一,指会合军队讨伐叛逆之礼,其实质是一种军事会盟。戍求鼎铭文记载了商代的会礼,对于探讨会礼的史实,考察典籍记载会礼的真实性具有较大价值。铭文中,"会"指会礼,"会西方"指会同西方诸侯,"省"指军事征伐,"戍求"指带领军队参与会同的职官。铭文内容为王命宜子与一方诸侯会同军队以行征伐,与典籍记载的会礼相合。此外铭文中的"省"为"九伐"之一,与典籍记载中会礼的目的为行"九伐之法"相合。这说明商代已经存在成型的会礼,且与典籍记载的周代会礼有一致之处。

从礼论的视角看荀子天人关系说

荀学的归结点在天下之治,其根本则在于统合个体、社会乃至自然的礼义之道。因此,礼在荀子的思想中无疑占有根基性的地位,其全部思想均由之展开,本文试图从礼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厘清长期以来在学界颇具争议的荀子天人关系思想。荀学主张一种"本体宇宙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观,由之说明礼的价值根源的问题,通过哲学史的分析,更可见出,此一观念经由汉唐以至宋明的内在发展脉络;同时,荀学中亦包涵有圣人法天、则道进而达致"明参日月、大满八极"之同于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通常所谓的"天人之分"则是荀子对"天志"等原始宗教观念的回应,其目的在于强调人为的重要性,与天人合一的观念并无内在冲突。与孔孟等其他儒家相同,荀子天人相分的观念是在个体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的制约性方面凸现出来的,通过时遇、命等观念的分析,可以极为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孔子“礼育”思想引论

孔子的“礼育”思想是孔子礼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和方面,它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礼仪、礼义的教育与培养,也包括了古代的政治、法制亦即古代典章制度的教育与培养。“礼育”较德育宽泛,也与“礼教”有着显著区别。

“以色喻于礼”的解释及其诠释学分析

《五行》篇和《孔子诗论》中的"《关雎》以色喻于礼"谈论的是君子的德行精进过程,而不是《关雎》的主题或情色与礼仪节制之间的关系。"以色喻于礼"代表了先秦儒者使用《诗经》的一个突出现象:说《诗》者在游离篇旨的情况下利用《诗》之断章得出的判断申述儒家德行。西方诠释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现象。《诗》主旨是当时共享的"前知识"。在"前知识"的作用下,说《诗》者能够断章取义而不造成误解。培养德行的应用目的决定了先秦儒者要对部分诗句进行放大解说以找到教导性的真理和指示。

试论叔向“礼”的思想

叔向“礼”的思想,包含邦国和个人两个层面,分别强调对晋国盟主地位的尊重和以邦国的利益为重。这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维护晋国的利益,由此来看,叔向“礼”的思想,是根据当时晋国图霸的需要进行调整的结果。

戴震性善说中的“礼”与“理”

在否定了宋儒的天理之后,戴震通过人性中的心知重新论证性善之说。而心知不仅仅是一种理性认知,更确切地说,心知指向具体伦理活动中的具体行为,指向人伦日用之礼。可以说,戴震或许忽视了程朱思想中的一些复杂面向,但是他对于宋明儒学中内向化、心性化的修养方式的批评,却同时体现出他对理学内部张力的敏锐洞察。戴震对于礼的重视,是因为他认为,人只有在人伦日常中,在一个由礼组成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成人。

“礼”在早期拉丁文“四书”中的翻译:兼论“礼仪之争”

本文分析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在其《论语》拉丁文手稿(1588)中对“礼”的翻译,比较了他与柏应理的拉丁语翻译(1687)。罗明坚使用的词在拉丁语传统中主要表达“良好的礼貌”“礼貌行为”,特别是“urbanitas”一词,将城市(“urbs”)的文明礼仪与乡村的粗糙礼仪区分开来。柏应理加了更多的解释,以澄清“礼”不仅仅是外部礼貌。两位译者都没有将儒家的“礼”与任何宗教或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最后,本文讨论了西方对中国“礼”的不同理解及其与“礼仪之争”的关系。

孔子礼论探微

礼是孔子思想中重要的核心哲学范畴,其内涵较为复杂。立足于"礼是体别""缘情制礼""礼者,履此者也"等三个阐发维度,孔子侧重从作为制度、情感,以及个人修养之礼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说明,不仅突显了孔子礼论的具体内容,也有助于启发现代人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更好地调节社会秩序。

《仪礼》“之”字研究

“之”字作为古代汉语常见虚词之一,其用法丰富、系统复杂,一直是汉语研究热点和难点之一,其研究应建立在对某一时代语料的穷尽性调查的结果上。《仪礼》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重要语料之一,其中的1005个“之”字具有典型性和内部系统性。通过穷尽性调查,对《仪礼》中的所有“之”字进行分类和分析,从而展现“之”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使用特点。研究表明,“之”在《仪礼》中用法集中在第三人称代词和定中结构之间的结构助词,同时存在部分远指代词、连词、动词等用法。

A Distorted Image of Confucius ——on Lin Yutang′s Version of Lunyu(论语)

Lin Yutang does a great deal in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western countries,yet he also makes many mistake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his essay talks about his three errors. First,he misunderstands the functions of fa(法) in Confueianism. Next,he mistranslates some sayings such as Fafenwangshi(“发愤忘食”), so he distorts the image of Confucius. Last,he does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anshierli(“三十而立”)correctly,so that he ign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i(礼) in Confucius′ whole life.

反思“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及其研究实践

“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阐释拓展、广泛运用三个阶段。这一概念较早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使用,认为它先由历史学提出、后被民俗学继承和发扬的看法并不准确。从民俗学对“礼俗互动”的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相关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角渐成主流。民俗学研究“礼俗互动”需要比较视野和理论关怀,但目前所做有限,须加强相关探索,在提升这一学术分析工具阐释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