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一”论大义诠

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论、人道论、认识论与工夫论,标示着兼容并包、批判熔铸的鲜明理论特色。

谜团与真相:《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及其版本流变

学界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作者有诸多争议,认为贾思勰、范蠡弟子或是西汉无名氏都有可能。但通过对《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考察,以及新史料的发掘和对旧观点的批驳,认为作者大概率是范蠡。同时,通过对北魏至清代二十一种《陶朱公养鱼经》版本的分析,认为随着时代的演进,该书被不断地“增加”“删减”和“修改”,这体现了养鱼知识的累积。此外,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辑佚发现两条疑似原本《陶朱公养鱼经》的内容,即“八亦木数也”五字和《养鱼经》的育种之法,此两则材料的发现对于《陶朱公养鱼经》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腰穿术后翻身的可行性探讨

目的探讨腰穿术后翻身的可行性及效果。方法将200例腰穿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术后2h给予准时翻身1次，由平卧位变成侧卧位或者俯卧位，侧卧位时允许头下垫矮枕，30min后情况允许再次改成仰卧位。对照组按常规护理术后去枕平卧4～6h。结果两组皮肤受压情况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两组头痛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 腰穿术后2h协助患者翻身不仅不会增加头痛的发生，且能够杜绝压疮的发生。

益生菌对新生大鼠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作用的试验

为了探究益生菌对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作用,检测补充益生菌对NEC新生大鼠肠组织中细胞因子TNF-α、IL-6、IL-8和ITF的影响。将96只新生Wistar大鼠,随机分成3组:对照组、NEC组和治疗组。试验第4天,取回肠末端肠管观察组织病理学变化,同时采用ELISA法检测肠组织中IL-6、IL-8、TNF-α和ITF的含量。结果NEC组的组织病理学评分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病理学评分极显著低于NEC组(P<0.01)。NEC组的TNF-α、IL-6和IL-8的蛋白水平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的TNF-α、IL-6和IL-8的蛋白含量极显著或显著低于NEC组(P<0.01或P<0.05);在3个试验组间ITF蛋白水平差异不显著(P>0.05)。表明益生菌可通过调节IL-6、IL-8和TNF-α蛋白表达,减缓肠道炎症反应,但对ITF的调控作用不明显。

法家的道理之论:从管子到韩非子

在先秦法家中,管子和韩非子对道、理的说法最多。这些说法与道家和儒家的同类说法有相通之处。管子的君道论和天道公理论、韩非子的分理论和道、理、物三相结构论都很有意义。现代学者钱穆对中国道与理的论述也值得注意,但同时也有不足。

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与发扬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实现中国的普及教育,陶行知提出和不断完善了"生活教育"理论,而徐特立是普及教育的践行者,并卓有成效。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有过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他对陶行知根据中国社会现实改造杜威教育思想、及其"教学做合一"与"小先生制"的教育方法给予了全面肯定;同时结合自身的学习经历对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观点持有保留意见;建国后,在中国教育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徐特立对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理论有所发扬,将其提升到"实践即教育"的高度。

论李光之“晚节师渊明”

李光是宋代“四大名臣”之一 ,其人其作深受陶渊明影响 ,文章联系其晚年遭遇 ,试作探讨。同时认为李光“转益多师” ,所作诗歌具有自身风格。

李维汉论陶行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李维汉长期关注陶行知,最早对陶行知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他率先提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他的政治"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深刻地揭示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从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轨迹;辩证分析了生活教育理论的进步性及其存在的不足;结合当时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研究和学习陶行知的原则和方法。李维汉对陶行知的论述,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评价陶行知的思想先导,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陶行知也有积极指导作用。

论李俊民与陶渊明之归隐

李俊民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经历,但是他的归隐主要是明哲保身、追求自由,遗民的色彩比较淡。李俊民主要推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不是陶的不书刘宋年号、不与新朝合作的政治态度。和李俊民同时的南宋文人多赞颂陶渊明的忠贞,李俊民等金代文人则认为保存文化的意义远远大于效忠于一姓一朝。

论史家对笔记史料价值与不足的认识及启发意义

笔记小说具备第一手资料的优势,但也因其或受记录者政治立场的影响,或因记录者认识能力的不足,或因传播途径的限制,造成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缺失,因此如何辩证地看待笔记史料的价值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合理地加以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南宋史家李焘在历史撰述中对笔记史料的运用及其相关历史认识可以视作典范,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必要的总结,可以为后人进行历史研究时对笔记史料正确地加以运用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有价值的启示。

李商隐得罪令狐原因新探

李商隐得罪令狐的原因,旧说多归结于牛、李党争。本文作者认为此事无关乎党争,是李商隐就婚于王茂元家的结果。李商隐与令狐家之女有恋情,就在令狐家准备招其为婿时,他却与王茂元之女结婚了,因此导致令狐对其积怨难释。本文还从另外的角度对李商隐的某些诗进行了新的诠释。

道教对唐代三大女冠爱情诗歌的影响

女冠诗歌是唐诗中特殊且重要的一类,其中爱情是其最重要题材。李冶、薛涛、鱼玄机三大女冠的爱情诗受道教影响颇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女冠道观生活对其爱情意识的催化;道教重阴、房中、辩证、无为淡泊的思想对其爱情诗内容的影响;道教典故在其爱情诗中的运用等等。

三海岩的开创者——北宋陶弼墓志铭考释

北宋陶弼工诗文,为官颇有治声,亦是广西重要人文景观三海岩的开创者。逝世后黄庭坚、刘挚为其作墓志铭。永州新见陶弼墓志铭系其生前友人李时亮撰写,于零陵金釜山发掘出土,是三种墓志铭中最早的一种。对照该出土文物,陶弼的生平家世得以进一步考正。

《元遗山文选》与李祖陶的编选理念

清人李祖陶的《元遗山文选》是其所编《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之第一家,也是第一部元好问文选。该书继承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编选标准特色,首次对元好问文进行了广泛的选择和点评,使后人得窥元好问文的概貌,意义重大。该书所选篇目约为元好问文的三分之一,在兼顾各种文体的同时,倾向于采录艺术水准高的作品。对所选篇目皆予以评点,条目众多,长短不一。评点内容丰富,而以论人论世、谈诗论文者为多。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以闻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为例

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老子和谐思想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道法自然"就是按照事物固有的规律自行运动,不需要外界力量的强制,亦即自发和谐、协调。在老子、道家看来,"道"支配着宇宙,即"道"支配着天地、神灵以及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灵;而"道"内部含有阴阳,阴阳的和谐统一构成宇宙、社会的"一"。"一"就是统一和和谐;阴阳失衡,"一"的平衡就受到了破坏,自然和社会就会出现灾难,因此,"道法自然"、和谐顺性是宇宙发展的规律。"冲气以为和"是老子和谐哲学思想的基本思路;"无为而无不为"是老子和谐思想的重要价值追求。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和谐思想,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因。

范蠡“止于陶”考辨

关于范蠡晚年"止于陶"之"陶",向有定陶、陶山两说。但据大量史料分析,定陶说或更近史迁原初判断,也更符合其它史籍逻辑、区域文化和人情事理。但其它地区的范蠡传说也非空穴来风,它们多在范蠡曾经活动过的地方,或是南北文化交流交汇处。范蠡研究,应致力于其辩证智慧的开掘,而不必在其落脚地上过分纠缠。

《六朝通鉴博议》浅说

《六朝通鉴博议》是出自南宋史学大家李焘之手、而在后世又较受冷遇的一部史评类著作。《博议》之受冷遇,或与其应世性质太过明显、缺乏考辩钩沉有关。然而立足当今,《博议》对读者感触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鉴戒,理解中国历史上南北对立时代的史实,体会六朝京都的自然与人文形势,仍是颇多助益。至于《博议》的精旨要义,特别值得提出者三点,即解释了六朝"终不能混一区夏"的原因,指出了东晋南朝能够与十六国北朝对抗的缘故及其意义,作者寄望于为南宋朝廷提供龟鉴。

范蠡对黄老道家的理论贡献

范蠡是道家黄老之学的先驱,是老子的原始道家向战国黄老道家分化的关键人物。范蠡继承了老子的天道观,并创造性地引入了"阴阳"的观念,他提出的"天道阴阳"的思想,成为后世黄老学标志性的理论内容。范蠡援阴阳入人事,是对阴阳理论的一个重大拓展。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范蠡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时"论和"因"论作为"天道阴阳"的方法论,使得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了广泛的应用性。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沿着范蠡的理论方向,发展出以"因天时"和"因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因循"思想,成为黄老道家最为重要的方法论。

戴震对程朱理学“道的理化”之驳斥

先秦汉唐以"道"为中心的哲学,在宋明时代被转换为以"理"为中心的哲学,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道的理化"倾向在社会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极为消极的后果。戴震对于宋儒这种将"道"抽象化、形而上学化,视"理"为天地万物存在之最终根据的思想倾向予以批驳。在戴震看来,"理"或"天理"生发于人伦日用之中,有"道"方有"理",即有情、有欲、有事、有物方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