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民国时期广东裁厘及其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裁撤厘金是民国时期革新税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受中央与地方关系影响,裁厘进程艰难而曲折,且呈现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广东裁厘进程大致经历了1927—1931年的准备阶段和1931—1935年的实施阶段。为尽可能地减少和抵补裁厘损失,广东省政府在实施分批逐步裁厘的同时,请求中央增加补助,并开征一些新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广东地方税收体系。民国时期广东裁厘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令与自身财政现实之间进行政策选择的结果。

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民俗比较——以清代《琼黎一览图》和《番社采风图》为据

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山族同属于古百越族后裔,他们是一对血浓于水而又割舍不断的亲兄弟。清代《琼黎一览图》和《番社采风图》正是这两个民族社会生活的缩影,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

清末四川肉厘的征收

清末四川的捐税名目繁多,例如当时四川地区首创的肉厘。肉厘征收始于咸丰年间,以付三费局支出,后来各州县间相继仿办。丁宝桢督川后实行三费局改革,肉厘作为三费局的专项经费,遂被各州县视为重要的地方收入。庚子之变后肉厘由地方税逐渐上升为国税。

从机器货物税到统税:裁厘改税与近代中国出厂税的演变

“裁厘改税”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议题。当下学术界多重视对“裁厘”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改税”的问题。事实上,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政府为了提升对间接消费税的征收效率,一直尝试推行出厂税取代厘金。然而,从晚清试推行“机器货物税”开始,经过北洋时期的“出厂税”,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统税”,“裁厘改统”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成功既得益于机器工业在近代的发展,也与出厂税中稽征和退税制度的日益完善密切相关,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体现出近代中国“裁厘改税”政策的延续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