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的刑法解释与实用主义刑法观——重温“梁丽案”

如果我们认为每一案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梁丽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显然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瑕疵。在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中,这种瑕疵是可以被接受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裂隙,为检察机关能动地解释法律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能动解释的目标指向,则是对法律适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进行综合权衡的实用主义司法观。尽管实用主义刑法观与古典刑法观存在冲突,但在现代法律解释学的语境下,这些冲突完全可以得到化解。

传统刑法学理论的尴尬(Ⅱ)——面对梁丽案

传统刑法学理论的核心任务是为不同类型的犯罪寻找并规定"构成要件",然而不同类别的违法行为之间还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过渡地带;梁丽案这类"四不像"案件向我们提示了这些过渡地带的存在。刑法的经济学理论可以重现被"要件理论"所淹没的过渡地带,它不仅能够解释"要件"背后的逻辑,而且可以揭示相关"要件"之间的过渡性连接。然而,"要件理论"的优势是可以降低决策成本,依据预设的"要件"把无限多样化的违法行为分门别类并进行类型化处理是节省信息费用的合理方案。

对“梁丽案”的几点思考

备受关注的深圳机场梁丽案发生后,在民意和媒体的互动下,引起巨大反响。情理与法律的碰撞、权力与民情的互动、时代与人心的纠结在梁丽案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梁丽"捡金"行为属于犯罪还是一般违法?如果构成犯罪应以盗窃罪还是侵占罪处罚?围绕与此,对梁丽"捡金"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符合"秘密窃取"的特征,涉案黄金是否属于"遗忘物"等进行梳理和思考,为梁丽案的定性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进而在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

遗失物的财产权结构——重新反思梁丽案件

梁丽案件中当事人的自相矛盾,源自传统民法在定位遗失物的权利结构之时,严重忽视了如下事实:即无论拾得人还是所有权人,在遗失物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有限理性。这一疏忽导致民事立法对当事人施加了大量的无谓成本,也助长了刑法界中对此类行为动辄归罪的不当倾向。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判断具有体系上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体现了如下不当预设——即国家对遗失物的控制要比个人更加稳妥和可靠,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且会因严重违背民众的一般认知而引发不必要的非议与反感。立法应当放弃以权利性质来定位权利效力的陈旧进路,转而以把握权利归属过程为核心,明确具体当事人权利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