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新妇”还是“西妇”?——梁启超“新妇观”的文化评议

从文化视角看,梁启超"反缠足、兴女学、倡女权"的新妇观,既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男主女从"的范式,却又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时代命题:在西方文化大潮冲击下,中国妇女应如何与男子一道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新格局与中国转型社会中,共建中华民族"新民德"。梁启超的"新妇观"是真正合乎中国国情的妇女观,而近现代以提倡女性独立人格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观,则恰恰是忽视中国国情的"西妇观"。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梁启超的近代国民思想

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它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下生发成长的 ,是深入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思想结晶 ,是寻求摆脱封建专制文化束缚、追求近代民主政治丈化的反映 ,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的体现。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梁启超的心学本体论和命运之说

梁启超的心学本体论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因果律和业报轮回说是对人的命运的逻辑推演和前提说明,“境者心造”是对命运的哲学阐释,情感操纵行动的唯意志论侧重于对个人命运的揭示,而地理环境决定论和英雄史观则关注了国家和群体的命运问题。

西学与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

戊戌时期,梁启超对西方史学已经有初步了解,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进化观念,世界史观和"民史"思想,以及西方历史著作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史学观念,在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中都有反映。

也论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认为报刊文章要注重选题组稿 ,体现时代潮流 ,要求革新报刊的文体以贴近读者、贴近生活 ,主张出版者要认清报刊职责 ,明确出版原则 ,强调要规范论说记事 ,提高职业意识。梁启超的编辑出版思想在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

梁启超、梁思成的建筑意播种与传承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面向国民与社会的科学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播。他所理解的"建筑",作为表达"强国新民"的政治理想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性和民族精神;通过人文精神的建筑教育,他引导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共同走上了开创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之路,赋予他们作为建筑师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凝聚历史感的时代关怀。

论梁启超趣味观对音乐教学的启示

趣味性是指教学活动能够使学生感到愉快,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的一种特性。梁启超对趣味有着独特的认识,他提出了趣味生活、趣味美学和趣味教育的主张。从梁启超的趣味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趣味性可以促进音乐有效教学的实现;趣味性的音乐教学可以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趣味性音乐教学可以促进音乐教师教学艺术水平的提升。

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的价值理性

对艺术教育的考察和实践可以有两个角度,即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梁启超强调艺术教育在"新民"、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艺术教育思想虽然产生于极度重视工具理性的历史时期,但却特别强调艺术教育的价值理性内涵。他希望通过艺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反映了他主要从价值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实践艺术教育的思想。

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的社会改造学说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气候的形成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梁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化革新的继续和发展 ;梁启超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可以说 ,梁启超对五四运动是有所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 ,在主观上 ,梁启超并不想发动五四运动。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一书,是他的《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注》流传颇广,《文心雕龙讲疏》则知者甚少。从内容上看,《注》比《讲疏》丰富,注释的条数和内容增加,《讲疏》中已有的各篇下面的参考文字,在《注》中又颇多调整、增益;从体例上看,《讲疏》与《注》基本相同,只是注文安排地位有变化,《讲疏》的注文分插在各篇分段下面,《注》则注文与原文分列。《讲疏》卷首原有梁启超序文、范氏自序各一篇,其中梁启超序文未被收入《饮冰室文集》,亦未载入《文心雕龙注》,为世所罕见,具有参考价值。

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注女子问题,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梁启超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他从"宜家"、"善种"、"兴国智民"、"求平等"的角度论证了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倡要让女子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为女子教育的践行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为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对于我们当今开展女子教育的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梁启超小说观念及实践的过渡性特征

以梁启超作为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起点 ,考察其小说观念与实践在历史过渡时期的“过渡性”特征———其时代舆论、民德再造、文体重塑的杂糅诸特征 ,以及对一个世纪的小说观念与创作的影响。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在叙事与抒情之间的价值重估——梁启超、王国维对传统文学类型观的调整

中国传统文学观褒扬各类抒情文学而相对轻视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对此予以颠倒,将叙事文学的地位置于抒情文学之上。这在晚清知识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两人对文学的本质和功用等的认识存在显著分歧,导致二人对传统文学类型观进行调整的原因存在明显差异,但又存在着内在的共性的因素,如文学认同的由中国文学向西方文学倾斜,在对文学的性质的认识中强调认知和思想的因素,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等。梁启超和王国维试图纠正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学观的局限,对此应予肯定,但其中所存在的矫枉过正的偏颇也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