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真道德”论

“真道德”是横贯梁漱溟人心论与人生论的核心议题。“真道德”主要表现为:人类个体生命的自觉向上、“以身从心”,以及人类社会生命之自觉恪尽伦理义务。梁漱溟以生物进化论为方法,揭示出“真道德”根源于人心之理性,并以本体——宇宙论的方式建构了“真道德”的先天根据。“真道德”之归趣隐含了梁漱溟对新文明形态的憧憬,寄托了一种儒家式的社会人生理想。

试论梁漱溟的“生生美学”思想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丰富广博、深刻而庞杂,但其所有的思想探索都围绕人生问题而论,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梁漱溟认为宇宙通人心,宇宙是活的,人心也是活的,因而推崇刚健清明的人格美;在自然美上,梁漱溟赞扬儒家“万物欲生,即任其生”的观点,并将道家的养生解释为共生,突出了崇生重生、顺物自然变化以求平衡的“生生美学”思想,倡导以“求真之心”探得“无私的情感”。总之,梁漱溟倡导刚健流畅的人格美、自然而然的自然美,主张培养温和安畅的仁心与“活气”以使人生艺术化,他的这些思想富于创生性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发掘。

试论梁漱溟文艺美学的生生特性

梁漱溟中年方关注文艺的价值和功能,并形成了具有生生特性的文艺美学思想。他坚持生生立场,认为文学艺术贵真,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为美“刺激感染”、由身达心的创生过程。针对个体生命而言,文艺具有“使人情绪发扬鼓舞”的审美特征和作用;针对社会生命而论,文学艺术则是人生的一种依靠,是精神食粮,能滋养人类乃至动植物。在此基础上,梁漱溟进一步从生命本身的活泼流畅特性出发,主张个体应当摒除外物纷扰,借由直觉达到生机的活泼,培育温和安畅的仁心,进而滋养生命的“活气”与“朝气”,并由人心推衍至人生和社会,倡导以道德和美育代替宗教,提出未来社会人生艺术化问题。

“从老根上发新芽”:梁漱溟“新礼俗”思想解析

在反思民族自救运动的过程中,梁漱溟提出以社会涵容政治的“新礼俗”构想。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可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应从复兴“刚”的人生态度与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两方面来激活“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礼俗”可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综合性构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独特方案。具体而言,他主张以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开出民主精神,由此实现中西文化在中国实际社会的沟通调和;强调以乡村为实践起点,通过乡农学校这一实践载体,将知识分子与农民聚合在乡村,启发个体的人生向上思想,创建富有伦理情谊的现代团体组织。

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反思: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从现代中寻归传统的更新进路

20世纪初期,西方的合作主义思潮被近代知识学人认为是解决中国乡村问题、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工具之一,其中以梁漱溟的乡村经济合作思想最为典型。该思想植根于儒学伦理与乡土秩序,借鉴了西方现代经济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在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引导下的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计方案,以恢复乡村经济,重建乡村社会。梁漱溟文化哲学观中的“老根萌新芽”论说,利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传统儒学,在现代中寻找到了对于传统的更新进路:其一,“借鉴西方”经验是必要的,但仍须回归于传统儒学和乡土秩序之根,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其二,强调以儒家伦理本位和乡土秩序为依托,提倡从传统中拯救乡村,虽然传统中国缺乏团体精神和参与意识,但“互助”“仁爱”“和谐”“谦卑”和“礼仪”等善俗精神,为建立团体组织、实现经济合作提供了基础;其三,将合作视为解决乡村经济问题的最佳出路,从路线定位、制度安排和过程保障层面构设邹平合作社,其中虽不乏对西方现代经济组织的借鉴,但更多是对传统儒学和乡土秩序的思考;其四,对西方现代经济合作组织原则的“从同”,以及对传统儒学与乡土秩序的“超越”,作为梁漱溟乡村经济合作思想的主要特征,尽显其“取法于西方”但又“植根于传统”的一种更新进路。

回到生命的源初存在:梁漱溟情志教育思想及启示

20世纪初,梁漱溟在融合西方生命哲学和儒家心性学的基础上,将“情感”作为生命的源初存在形式,形成“情志教育”思想。梁漱溟情志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教育应回归生命本身;教育的根本在于情志教育;信任人类的生命自觉是情志教育的原则,具体包括以礼乐启发情理、放心于学生自治自发自省、以诚心面向学生与教育事业。当下教育面临“精神真空”“去理想化”“将平庸之恶合理化”等危机,情志教育思想为消解这些危机带来启发,即应以情感本位的德性伦理为原则建构师生关系,应将“立志”作为主体性教育的开端,应重视“自省”的生命超越价值。

余家菊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比较

余家菊与梁漱溟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乡村教育方面有着重大影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二者虽然在乡村教育思想上存在明显不同,但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通过对余家菊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立足点、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途径进行分析比较,并深入探究二者乡村教育思想不同的原因,从而提出发展现代乡村教育事业要实现乡村自觉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知识教育与精神教育相结合、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相结合的几点启示。

梁漱溟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对比分析研究——兼论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中的中国境域

梁漱溟早期文化“三路向”说中的“身、心”二元论虽取材于笛卡尔,却不拘囿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视域,其以笛卡尔的二元论为参照,虽在理论构型的立场、目标、元点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转,突破了传统“天人合一”的旧有范式,构建了以传统儒家人伦为基础的价值本体论,推动了近代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转向和现代性转型。但是,梁漱溟以“心”为本所创生的“善恶”的形而上学依据,在结构主义的对比分析视角下存在严重的价值论困境和模糊的现实指向。文章旨在批判性考察梁漱溟“身、心”二元论困境,揭示出遮蔽在困境背后有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路,以兹为当代坚守中国文化、返本开新提供侧面参考意蕴。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基于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的比较及启示

梁漱溟与晏阳初作为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践行措施,但两者在农民教育推进上有本质的区别。梁漱溟农民教育思想主要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社会本位教育与古法改革式教育;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则主要以西方文化为参考,注重以人为本教育与西方现代式教育。通过比较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分析两者在农民教育方面的异同,可以为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提供现实启示:重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坚持知识与技能教育并举,打造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

思想、生活与生命——论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之诠释

孔子礼乐思想是其在总结周代礼乐思想基础上,纳仁于礼的创制。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的诠释首先在对礼法关系的分梳上,并通过对礼之真情发端于自然、重质轻文、彰显于情理三个层次的疏解,将孔子生活之乐与其礼乐思想相统一,从而使礼乐之教成为生命之理。孔子礼乐思想具有多重内涵,把握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对于考察孔子礼乐思想有积极意义。

梁漱溟人格的初步研究

本文采用人格形容词评定法、心理传记法对历史文化名人梁漱溟的人格及其形成、发展进行了研究。因素分析揭示了梁漱溟的自信、认真、自律、好强等人格特征 ,通过精神分析可推论其可能具有自恋型人格倾向 ,梁氏这些人格的形成、发展受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

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进乡村建设——兼论梁漱溟在乡村推行文化认同教育的历史进路与当代价值

从中华优秀文化认同教育入手进行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的内在要求,而回到相似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乡村文化建设经验则是其重要路径之一。梁漱溟等人将中华文化的根基搁置于乡村社会进而以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进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其为鉴,在国家倡导“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传统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背景下,当下我国的乡村建设一要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强化文化认同教育、寻求乡村文化自信困境的突破;二要着力培养“扎根乡村”的教师,为乡村文化认同教育提供人才保障;三要在立足于中华文化根基下理性对待他国乡村建设经验。

当代儒学“生活论转向”的先声——梁漱溟的“生活”观念

在当代思想中,标示着存在、而不是存在者的"生活"观念已经成为基本的思想视域。而早在梁漱溟的新孔学中,"生活"就已经是一个基本观念:"生活"不仅标示着形而下者的存在,而且标示着为之奠基的形而上者的存在。但是,梁漱溟的这种"生活"观念却始终未能指向作为存在的生活,亦即未能通达当代思想的前沿视域,从而也就未能真正敞显儒家固有的标示存在的"生活"观念。

刍论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困境

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而提出的为解决中国民族前途问题的一个具体实践,其目的是建设一个充满"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精神的新礼俗社会。梁漱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固然有其复杂的客观原因,但其本身的理论困境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从理论上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并进而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可以引发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伦理蕴涵与实践路向

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有着丰富的伦理蕴涵。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基本特性在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遭受极大破坏。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本单位,因此,建设新社会组织需要从乡村伦理入手开展自救式的乡村建设运动。而梁氏在其乡村建设实践中突出强调的"乡农学校"激发农民进取心、倡导"合作主义"信仰、"熟习"推动科教融化、"信任"促进金融流通等举措,正是从乡村社会的伦理特征出发提出的路径设定。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梁漱溟的成人教育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在此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乡农学校集中体现了他的成人教育思想。他的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同构的教育哲学思想,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传统教育哲学基本思想在中国教育发展中作用的肯定,显示出的一种不盲从、立足本土文化基础上向世界文化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气度,都对当代有重要的启示。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 ,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 ,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 ,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 ,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 ,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 。

论梁漱溟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递演

从对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 ,梁漱溟衍生出对民族与文化前途的深切关怀。由于国内外情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 ,梁漱溟救国救民的思想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从诉诸政治到入佛沉潜 ,再转向文化上寻求安顿 ,清晰地映现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衍变理路。在某种意义上 ,民族主义成为理解梁漱溟全部思想的基本点。

试论民国时期梁漱溟宪政态度之转变

梁漱溟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探索,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梁氏是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期则是冷漠者.其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所刺激,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的怀疑思潮所影响;其主观原因在于梁氏认识到了仿效西方宪政之路在中国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