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权”的欢合场——五六十年代台港武侠小说中的北京

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台港“新武侠”小说,不仅在故事层面上别于传统武侠,小说作者们“离散作家”的特殊身份,更使得小说在情节之外有了更多值得研究的空间。“新武侠”小说中刻画的北京,就十分耐人寻味。本文从分析“新武侠”小说北京书写的作用入手,着眼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为何侠客们在北京的行为往往有失侠者风范?第二,为何北京一再成为了武侠小说故事的“终点站”?通过对于“新武侠”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及对“离散作家”自身心态的分析,本文意图提出——侠客们在北京的失态与失意,一定程度上对应着“离散作家”们的经历;北京在“新武侠”小说中所负载的意义比故事中其它的城市要丰富得多,其存在不仅是为了把武侠故事与历史结合,更是寄托了“离散作家”们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复杂态度。

诗词胎息:梁羽生小说回目的特点与贡献

作为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与一代宗师,梁羽生异于其他武侠作家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他对古典回目的偏好。在他的全部小说作品中使用古典回目的占绝大多数。这些回目不仅覆盖了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并且随着创作的发展在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点。最初是字数不等的混合回目,其后是九言对句,最终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稳定采用了七言对句的形式。这种偏好源于梁羽生对古典诗词的始终挚爱与深厚素养,同时也受到民国以来通俗小说回目的重要影响。在继承前人回目特点的基础上,梁羽生在其小说中创造性地改变了传统七言古典回目前三后四的句式,并且更加疏离直白叙事,使回目呈现出典型的诗句化特点,这是梁羽生对古典回目体制的重要贡献,显示出清末以来雅文学对小说回目影响的进一步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各种文体中借用诗句为题目的做法有潜移默化之皴染。

左翼文学视野中的梁羽生武侠小说创作

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其创作明显地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这突出表现在其以人民性为本位的侠义观、承担政治重任的女性形象,以及将历史理想化的浪漫风格上。这也正是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的独特性所在。不过,虽然深受左翼文学影响,但他的武侠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模仿上,而是有着更多元化的思考与表现。对此展开剖析可使人获得对梁羽生武侠小说更真切的认识,并由此反思文学批评中因思考的模式化而造成的偏见。

家族校勘《吕氏春秋》之典范:梁玉绳《吕子校补》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集体校勘古书的例子十分丰富,但是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例子确实罕见。家族校勘《吕氏春秋》又留下具有重要影响校勘成果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梁玉绳《吕子校补》作为家族集体校勘《吕氏春秋》的代表,具有典范意义。研究梁玉绳《吕子校补》可见其家族家风之承传、家族著述之实践、校补《吕子》之典范。

有感于港台三大武侠小说家——兼评通俗小说的写作特色

通俗小说比高雅小说更符合小说的本旨。港台武侠小说三大家的武侠小说具备通俗小说的特色 :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悬念层出不穷、引人入胜。

论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

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梁羽生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中国武侠小说史撰述的类型格局与武侠体验——以创作派林遥的武侠小说史撰述为中心

在文学类型研究领域,副文本或亚理论、作品评论与研究、文学史撰述等三类文本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武侠小说领域,正式的文学史撰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取得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就武侠小说史撰述者而言,形成了学院派、出版派、创作派三者并存的格局。学院派重视历史文献与历史传承,出版派重视文化市场,创作派重视类型成长,三者各有所长。武侠小说作家林遥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是创作派撰写武侠小说史的代表之作,从类型元素的成长与类型结构的形成入手,表现了与学院派和出版派不同的文学史眼光,有着独特的武侠体验与观念创新。三种不同风格的武侠小说史撰述融合互补,进而融会贯通,是武侠小说史撰述学术进步的要求。

梁羽生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反思——纪念梁羽生逝世十周年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他把现代历史政治观念融入武侠小说,又将传统小说审美特征大加发挥,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梁羽生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始,已走过30余年,经历了发生期、拓展期和深入期三个阶段,包括了生平创作、艺术特色、创作观念、文学史地位和比较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但放眼于武侠研究全局,梁羽生研究是显得不足的,存在研究方法欠缺、创新成果不足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如今梁羽生逝世已十周年,无论是毁还是誉都不能成为梁羽生研究未能形成合理格局的原因,这跟武侠小说本身“反武侠”的发展逻辑、梁羽生自身创作的传统基因和特有的时代印记是分不开的。武侠小说和大众审美早已产生多向的流变,梁羽生的作品早已不再风靡,但对研究者而言,打开梁羽生研究的新局面,有利于厘清武侠小说发展历史,为其他武侠小说研究指明路径。

谁是英雄——温瑞安的热血武侠人生

温瑞安生于马来西亚却一生系于中华文学;率领他的文学社团赴台学习却遭到抛弃与背叛。他将满腔的热情、痛苦、执念与专注倾注于武侠小说的创作当中,以诗意的笔法探索写作的突破与创新。他仗剑直行于现实与英雄的梦境之中,用他的热血人生守护新武侠小说的天下。

论传统文化对金庸、梁羽生小说中武功评价标准的影响

以港台新武侠小说代表作家金庸、梁羽生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二者武侠小说的影响。金庸和梁羽生改变了以往武侠小说武功评价只由技击之术所决定的特点,而引入了道德、境界等因素作为评价武功高低的标准。这种评价体系的转换是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成其为新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金庸更多借用了传统的三教哲学的思考,而梁羽生则深受传统词论的浸染,二者背后均体现出传统文化对于新派武侠小说的深刻影响。这个文化内核是新派武侠小说独具魅力、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新时代文艺创作中应当合理去取、继承发扬的重要遗产。

梁羽生小说《白发魔女传》电影改编比较研究

武侠电影与武侠小说形成典型的互本文关系。作为武侠小说创作巨擘梁羽生的代表作品,《白发魔女传》以遗世独立的魔女形象、绮丽凄婉的白发悲情、经世济人的传奇本色,广为电影创作者关注。1980年以来,虽然不同版本的电影改编瑕瑜互见,但主人公不断被赋予的现代性特征,传奇叙事、悲剧性格、极致意象等,成为不同时期价值观的文化镜像。围绕武与侠、情与理、家与国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探讨,是《白发魔女传》系列电影改编的创作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