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之作

梁宗岱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采用"十二字五拍"的建行格式,这一建行格式与"以顿代步"基本相同,但"拍"与"顿"的具体划分方法略有差异。以每行"十二字五拍"构成的十四行译诗,格式整齐划一,格律较为严谨,韵式也与原诗接近,但仍存在一些失误或缺陷。总的来说,译诗忠于原作,形式与内容统一,生动传达原诗的神韵风采。梁译莎翁十四行诗堪称为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佳作。

梁宗岱诗论的学术背景及现代价值

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它从法国象征主义及德国歌德古典浪漫主义汲取诗学元素及精神气脉,追求"诗与真",主张"纯诗",醉心于"象征的灵境"。其诗论既有对同代诗论的超越,也为后来的现代诗学提供前瞻的视界。梁宗岱诗论是继近代学者王国维推崇的诗学本体价值之后的自觉承传者。他将中西诗学概念置于同一平台,试图建立一种跨文化的本体诗学范畴,有开阔的视野与襟怀,在中国现代比较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值得今天学界重视的中国现代早期诗学家。

论梁宗岱诗学批评“真的追寻”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梁宗岱是有着鲜明个性的诗学批评家:诗人的敏感、重文采,评论家的理性与逻辑的严明,熔铸在梁宗岱的批评文字之中。梁宗岱的批评执着于"真的追寻"。"较真儿"体现出他的批评个性:重视文章中字、词、句甚至文法、结构的批评,强调文章表达要"中肯"与"确当"。梁宗岱的这类批评有的放矢,针对性强,尖锐,不留情面;梁宗岱有诗人的气质,在其诗性批评中彰显浪漫与理想情愫,有强烈生命意识及情感张力,追求艺术恒久价值,这恰是我们今天多元文学批评时代所缺乏的。

论20世纪30年代梁宗岱与梁实秋的诗学论争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汲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梁宗岱的比较诗学建构

梁宗岱是比较文学界的大家,他以比较文学的眼光、融通中西的意识看待一切文学,可谓比较文学界的前驱。他在宏观上融通中西诗学,从哲学、美学、文学、语言等多角度探寻中西共同的诗心与异质的表现,在微观上具体深入到中西古今诗人、作家、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核与艺术技巧手段,详实细致地辨析微妙的差异与相似之处,既注意到中西诗学的"同",也指明了"异",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诗学建构实绩。其比较诗学建构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分析中国诗歌与西洋诗歌的同与异;第二,研究中国新诗的音节、格律等"创格"问题;第三,探索汉语语言的特质与诗歌的关系问题,为成长中的中国新诗寻求道路;第四,梁宗岱最大的贡献,是把象征主义改造成中国式的"纯诗"理论,这是梁宗岱比较诗学建构的核心;第五,梁宗岱以比较文学视角对中西古今的诗人诗作进行了具体的观照与辨析。梁宗岱的比较诗学建构,是为解决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而开始的,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与现实针对性。今天,其理论实践与学术价值仍然不容忽视。

中西诗学精神的暗合——梁宗岱诗学新论

梁宗岱的诗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梁宗岱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诗学纳入世界诗学的范畴中,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有机融合与消解,建构特色鲜明的诗学理论。文章试从"妙悟"与纯诗、"兴"与象征、"真"与宇宙意识、"物我两忘"与契合等方面,捕捉梁宗岱诗论中西诗学精神的共通与暗合之处。

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诗歌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的平等眼光撰写了大量成熟的比较诗学论文,对中西诗学进行了微观而深入的比较,分析论述精细严密,并且专注于诗歌艺术的探讨,对我国新诗建设有着独到的理论建树,特色鲜明。梁宗岱对中西比较诗学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前学科时期具有相当的地位,对中西比较诗学建设作出了努力。

论梁宗岱诗学中对诗歌形式的探索

曾游学欧洲的梁宗岱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与此同时,梁宗岱还针对当时新诗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而提出了自己对新诗形式上的看法。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形式的探索不仅有着到西方象征主义痕迹,也包含着他本人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认识,文章主要从诗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诗歌的音乐性和诗行构建以及诗歌形式的"真"这三方面阐述梁宗岱诗学中对新诗新诗的探讨。

象征主义的本土化思考——评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

梁宗岱吸收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意象论、意境论,综合了中西文论中寓言的思想,形成带有自己的理论思考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时期梁宗岱诗论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他对西方象征主义诗论的继承上,偏于他对外国文学的评论。然而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在本土化方面体现他的诗性智慧和诗化精神:一是意象与象征的关系;一是意境与象征的缠结;一是寓言与象征的区别。

论梁宗岱的新形式诗学理论

梁宗岱的诗律论是在同新月诗人讨论中形成的,但由于三个新的重要出发点,即新诗创格需要反映生命形式、需要提升新诗语言、需要继承旧诗传统,就实现了对新月诗律论的超越。梁宗岱把"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作为先决条件,明确了汉诗节奏的本质特征,正面提出新诗不是音步而是音顿节奏的结论,探索了新诗节奏的进展体系建设问题;明确了汉诗音乐性大部基于停顿、韵、平仄和清浊,探索了新诗音质的组合体系建设问题;节奏理论和音韵理论的探索成果建构起梁宗岱的新诗格律论。

感悟诗学: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的东方神韵

感悟作为一种由印度佛教内传、又融合了儒道禅思想而不断中国化的诗性哲学,渗透于中国诗学的各个层面,并成为中国诗学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感悟思维不仅造就了梁宗岱诗论的外在形态——即其诗论的产生方式、存在形态、批评方式和书写方式——还影响了其对诗歌从缘起、酝酿、物化至鉴赏的全过程的认知与理解,使其在构筑自己的诗学大厦时有意无意地去选择与感悟思维相契合的中西诗学观念。这既促进了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又为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转换做出贡献。

梁宗岱与中西诗学精神的汇通

五四时期在对西方诗学接受的学者中,梁宗岱无疑是十分独特的一个。有学者说他是个象征主义者,但梁宗岱并非全盘西化的学者。因为他的出发点仍是中国的诗歌创作,他把象征主义当作一种艺术理想和创作原则,引入西方诗学精神如宇宙意识,来纠正当时新诗发展过程中的弊病,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次虽留学海外多年,但他的诗学体系在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上都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紧紧相连,努力赋予中国传统诗学现代意义。此外,在对西方的接受过程中,梁宗岱也以极为开阔的视野和思维,实践并实现了中西诗学的汇通。

诗歌词汇视角下的齐梁诗风新变——以何逊诗歌叠音词为例

何逊诗歌叠音词使用频度高、数量多。叠音词使何逊诗歌具有节奏感、流畅性和抒情性的音乐特质,展现出何逊对先秦诗歌、齐梁范式以及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创变。虽然叠音词在诗歌声律和韵律切分方面不符永明新体及近体化转型的趋势,但有助于诗歌由晋宋滞重之体向齐梁流易风格转变,恢复诗歌抒情本质,体现了何逊拟古以开新的诗学观念,以及将诗歌规范的雕琢精巧与吟咏情性的自然流露相结合的艺术追求。

突破与超越——梁宗岱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现代性

梁宗岱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进程中作出突出成就的文学批评家,近年来他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肯定。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尽管数量不多,却是字字珠玑。梁宗岱有意识地把中国现代诗学纳入世界现代诗学的范畴中,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智慧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自觉,对促进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向现代性的转换,提升中国现代诗学的品位方面带有极大的独创性;其世界意识的批评眼光使中国现代诗学在中西汇通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他本人也成为在20世纪中国诗学体系建构中继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茅盾、朱光潜等人后又一位出色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