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的生成

现代意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贡献不可或缺。但是梁启超前期文学观念常被视作文学功能论而被轻视。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梁启超“作为国民教育的文学”“作为群治的文学”“作为世界的文学”三个内在观念的逻辑演变。梁启超前期文学思想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生成,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且保持了“文学”与现实世界的丰富和有机联系,影响深远。

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壶城小说叙事研究

梁志玲是一位生长于广西崇左的壮族作家,她的小说以崇左为原型创造了一个南方边陲小城:壶城。这是一座热带小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壶城的历史变革。梁志玲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壶城普通人形象,有的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有的顽强坚韧,不向命运低头;有的努力在粗粝的生活中寻求一些诗情画意和精神安慰;有的批判、厌恶小城的闭塞,为小城带来新的活力。同时,梁志玲的小说在艺术创作方面也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

维新派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初建的标志之一,外国文学学科在近代国民教育思潮演化与国民教育变革当中应时而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人对西学价值和内涵认识的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民教育变革与外国文学学科创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对国民教育有深刻的论述,将国民教育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联系起来,而且不同程度地关注和引入了作为西学的“外国文学”,其思考和实践为日后国民教育中外国文学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苗族精英梁聚五的中华民族观发展脉络

梁聚五的民族观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本,以民族平等为缘起,以国家至上为核心,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最终指向。这既得益于他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亦深受环境、时代和阅历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其中现代执政党的民族认识和政策引导尤其重要。清政府对黔东南苗族的整合留给梁聚五的历史记忆和辛亥革命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策,促成了梁聚五民族观的发轫。在关系国家存亡、民族生死的抗日战争时期,梁聚五投身抗日活动,进一步形塑了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观。抗战胜利前后,“苗夷”问题成为梁聚五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政策使他的民族观开始倾向于“我族”的意识表达和权利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让梁聚五找到了内心的依归,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他积极做出调适,民族观最终成型。梁聚五的民族观及其发展脉络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边疆少数民族精英的个案视角和有益经验。

梁启超与金泽荣诗歌的民族主义特质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金泽荣的诗歌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三种特质。第一是爱国之情与民族意识的融合。梁诗与金诗蕴含浓厚的爱国之情,但这种情感因融入了民族意识,而与中韩古代诗歌中的“爱国”有了本质区别。第二是归属情感的表达。民族成员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对祖国怀有情感上的归属。梁启超和金泽荣在诗歌中通过对思乡怀亲之情和忧国忧民之志的书写,表现出内心的归属情感。第三是反抗色彩的体现。近代民族主义在遭遇外部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产生了反抗性特质,这种特质在梁诗与金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二者的反抗对象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其反抗目的却分别为变革维新与主权恢复。

《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研究述论

南朝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分别记载宋齐梁陈的历史。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大一统中国出现了多个政权分立的状况,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仍然在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在发展,而且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格局进行着质和量的积累,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故研究《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老根上发新芽”:梁漱溟“新礼俗”思想解析

在反思民族自救运动的过程中,梁漱溟提出以社会涵容政治的“新礼俗”构想。中国的民族复兴不可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应从复兴“刚”的人生态度与重建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两方面来激活“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新礼俗”可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综合性构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独特方案。具体而言,他主张以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开出民主精神,由此实现中西文化在中国实际社会的沟通调和;强调以乡村为实践起点,通过乡农学校这一实践载体,将知识分子与农民聚合在乡村,启发个体的人生向上思想,创建富有伦理情谊的现代团体组织。

诸葛亮北伐败因论析

刘备去世后,南中叛乱,为新建的蜀汉政权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诸葛亮志虑忠纯,亲自率兵前去平定,为蜀汉后方赢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面对国力强盛、兵精粮足的强敌魏国,诸葛亮深知若不北伐,两国国力会越拉越大,于是他以攻为守,广拓境土,蚕食雍凉,徐图中原。诸葛亮想通过北伐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他在修整军队之后,多次出师伐魏,曹真、司马懿等人运用正确的消耗战略,使得诸葛亮多次因粮尽退军。诸葛亮虽无大功,但还是取得了一些小战果,主要有迁移西县千余家人口到汉中和攻下武都、阴平。诸葛亮鞠躬尽瘁、忠诚君主的精神是十分值得学习的。

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梁启超论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一种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国家"活"了起来。国家"精神"有三种外在表现形式,分别为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赋予国家以一种必不可缺的"精神",梁启超的目的是解决二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站在具体历史的角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国家"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论梁启超早期的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

在边疆危机、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对中国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从学理上探讨与民族史相关的问题,目的在于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梁启超忧国忧民的思想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对中华民族(国民)凝聚轨迹的理论解读--从梁启超、顾颉刚到费孝通

通过摆脱"民族国家"理论,可以在主权国家"国民"的视阈下,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的阐述进行评析。三位学者对"中华民族"的界定虽然有异,但三位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相同的。梁启超将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到清代和民国的结果命名为"中华民族",顾颉刚和费孝通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对其属性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但无论是顾颉刚所言"无形中",还是费孝通对顾颉刚"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观点的进一步阐述,都各自既有合理性,也有待完善之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学界的共同努力。从引发的讨论看,"民族"只是表象,实则涉及东西方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对接问题,而"民族国家"理论体系能否解释中华大地上族群凝聚的历史及带给中国的影响,则是引发争论的关键。讨论进而提出:摆脱"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变的视阈,重新构建适合阐述中华大地政权更迭和人群凝聚交融轨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是学界应该担负起的重要使命。

凉山彝族医药的调查报告

通过历史和现代文献的查阅、深入彝族居地走访和调查,对彝族医药史、彝药材、与其他民族的医药交流情况、病因的认识、诊病方法、临床研究、实验室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作为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她的宝贵医药却至今仍默默无闻地沉睡着,针对此现状提出了开发四川凉山彝药的思考:在开发这些彝药资源的同时,应加大野生资源的保护和扩大家种的力度;从植物到化学单体的思路,基本失去了传统医学理论,因此应更加强调对药物有效部位的研究;剂型的改进是彝族方药现代化最明显和最直接的标志,最基础的是胶囊粉剂,而最先进的制剂就是针剂,这不但要求制备工艺先进,而且要求具备坚实药理学基础,所以剂型的改进能使彝方药实现现代化和形成产业化;应在政府宏观指导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建立药材种植、新药开发、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产品营销为一体的体系;凉山药用资源丰富,但科技落后,若要开发利用好凉山彝医药,四川省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凉山彝医药研究和开发的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帮助引进外来资金;呼吁社会有识之士来开发凉山彝医药,并按国际标准和要求研制一些特效药投放市场造福人类,让有着深厚底蕴的四川凉山彝医药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潜意识的人性善恶论对解读诸葛亮的影响——兼论性恶论下的历史研究对民族精神的消解

近年对诸葛亮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潜意识的性善论模式解读与性恶论模式解读。潜意识下受性善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群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高尚的政治关系。潜意识下受性恶论影响的学者,多认为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及蜀汉众臣之间的关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关系。前者观点较合乎逻辑,后者观点难合逻辑。前者多没有否定诸葛亮的政治缺点,后者多容易掩盖诸葛亮的政治优点。前者可强化民族楷模的形象,彰扬民族精神的价值;后者则容易推翻民族楷模的形象,颠覆民族精神的价值。

国家主义下的曲折展开: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轴。只有从国家主义的角度来析解梁启超的言行,才能理解他的"善变"与言论中有时含混不清甚至自相冲突之处。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言说同样是在国家主义下展开。他之所以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缓行,是想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当时"资本主义"遭受国人贬斥,而自己也对之并不认同的情况下,梁启超当然知道"截断众流"后所受到的攻击与曲解,因此也愈显精神可贵。

一百年前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

一百年前,梁启超不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且对其有三个论断。这三个论断是梁启超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得到的睿见与核心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一百年过去,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不但未过时,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预测还得到完全应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这三个论断不仅有助于提升和坚定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信念,同时对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基本特点,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

梁启超坚信,国有与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自有其壮阔善美的国魂即民族精神在。他把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概括为道中庸重和谐、重统一重团结、重德性、重爱国、重人文五个方面。他还认识到,民族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他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民族主义思想互为表里,构成其“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他指出,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应强调民族自省与自信的统一、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统一、寄希望于青年与加强青年教育的统一。系统整理这些思想,对于加深理解他一生观点多变却不离其宗的内在根源,理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生利说”的来源及衍生于妇女问题

在中国现代化初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男性女权先声"提出的"生利说"对现代化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重大。一方面,他们将妇女视为不劳而获的"分利者",从而开启了唤醒二万万女子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权启蒙进程;另一方面,"生利说"从根本上否定和屏蔽了女性在历史中,尤其是生产劳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将此虚构为国弱民贫的一大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