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

西汉赋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曾遭遇"作赋乃俳,见视如倡"的伦理危机。《两都赋》的出现,不仅提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观点,高标诗为赋源,诗赋同用,从理论上为赋体正名,同时也以成功的创作实践解决了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现实问题,确立了崭新的创作立场、原则与方法,为东汉后期辞赋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思想史视阈下的“赋者古诗之流”

《两都赋序》首以“赋者古诗之流”为辞,对应两汉之际流行的“周苍汉赤”、“大汉继周”等观念,实是包含“汉赋”继承、取代“周诗”的企图,建立在新五德终始学说基础之上。贬斥赋体品格、质疑洛阳地位的思潮在东汉前期影响甚巨,班固以“古诗之流”为依据,在《两都赋》中设置独特的文章结构,变“诗可以观”为“赋可以观”,实现赋观风俗、推尊洛阳的目的。“观”有“多”的义项,“物多而后可观”、“示于人必多于人”,从侧面为赋之骋辞博物的修辞手段寻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班固视汉赋为“礼-文”的集合体,其以“汉赋”取代“周诗”,确立“大汉文章”的地位,再通过《两都赋》议礼,进而制礼,这是“三王不同礼,五帝不同乐”思想的体现,汉赋成为新时代、新礼乐的象征。

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

《两都赋》的成功是以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与班固家族的学术及政治信仰密切相关。五德终始理论兴于战国而风行于两汉,班固以新五德终始学说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在《两都赋》中以"汉家火德"的标准去检视两都之得失,确立了东都"协于火德"的结论,从道德层面判断了两都的高下。五德终始理论源于河洛之地,洛阳具有统合天道圣统的象征意义,《两都赋》的落脚点便是唯有定都洛阳方可颁德行运,从地理层面证述了洛阳超越长安的正统之优势。前后两层,相辅相成,寄寓了作者施行德政的人文理想。

班固“周室观”的形成及其表现

班固的"周室观",是在两汉之际汉之德属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班固有选择地接受了刘歆五行相生的德运观念,将汉的建立看作是对周的代嬗,从而形成了尊崇周室并将之看作是汉室兴盛标准的"周室观"。班固的"周室观"不仅表现在《汉书》的写作中,而且是《两都赋》中坚持东都的一个思想资源。

试述《汉书》语言的赋化特征

史家班固亦赋家能手,其史传著作《汉书》的语言时显赋化倾向,这是《汉书》文学个性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语言的骈俪、句式的铺排、事类的罗列、叠音词汇的密集使用等,尤其是《汉书》与《两都赋》在语言使用习惯上诸多的趋同性,都使得《汉书》的写作有了很明显的类赋化特征,从而也更加确证了班固对于《汉书》居功至伟的著作权,远非一般所谓改编那么简单。

从班固的《两都赋》看汉大赋的体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赋体文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汉赋以其雄浑、壮阔的艺术效果反映了大汉帝国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写京都、田猎的骋辞大赋尤其能反映汉赋的特色与时代精神。本文试图以汉大赋的代表作品班固的《两都赋》为出发点,考察汉大赋在体制、风格方面的特点。

班固《两都赋》名物铺陈特点

《两都赋》名物瑰奇纷呈,千姿百态,涉及地理天文、宫殿台苑、人物典事、名物器具等,包罗万象,以其宣扬上德,夸饰文功,或讽喻奢侈无度。名物铺陈描写,或信而有征,有案可查,据实摹写;或征引广博,文辞雅赡,凸显赋家学识。其名物征引及其铺写承袭前人,吸收相如"经纬相间""纵横交错"之法,铺写校猎娱游、山河表里等;又另求新变,凌驾前修,不吝笔墨,精雕细琢,摹写宫室楼苑,叙述礼乐文明。

“迁都争议”与“迁都话题”——试论东汉“迁都”赋的文本模拟与性质变化

东汉自杜笃《论都赋》以下,又有王景《金人论》、傅毅《反都赋》《洛都赋》、崔骃《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京都赋作。杜笃《论都赋》与是否定都洛阳有关,有“迁都”长安主题,可称作“迁都争议”赋;王景《金人论》以下至张衡《二京赋》,其实并非为“迁都”争议而作,可称作“迁都话题”赋。在已经作为一个“话题”出现的京都赋中,其结构、内容、形式、语言上都有一定的模拟沿袭现象,呈现出明显的“文本模拟”痕迹。班固《两都赋》,被范晔《后汉书》与萧统《文选》分别收录,性质上已经发生了从“史”到“文”的变化。《两都赋》“文学”经典化的真正开始,即肇始于萧统编纂《文选》并以《两都赋》为首篇。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