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

本文通过对五朝《清会典》和相关敕书、关防印文的考察,认为"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最初为简称,分别在乾隆、雍正朝以《清会典》规范的形式而正式得名。此后,"江南江西总督"、"江宁巡抚"的原名仍在敕书或关防印文中使用,同一官缺而有两个正式官名,并延续到晚清。只有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将督抚等官员的官名变化一一理清,才能深入了解清代制度变迁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

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关于湖北盐厘的合作与矛盾

本文通过分析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刘坤一的有关湖北盐厘的私下议论的电文,再现张之洞有关湖北盐政的诸如湖北官运川盐济楚、盐厘抵借洋款、东南互保、盐斤加价支付庚子赔款等政策出台的过程。张之洞以湖广总督的立场,面对清末的财政支出暴增、外国干涉中国财税主权和中央政府的无理要求等困难,与在传统盐政制度上拥有湖广地区淮盐管理权的两江总督展开了长期的交流,或合作或抵制,一步步强化了湖广总督的湖北盐政管理权,弱化并最终无视了两江总督对湖广盐政的传统的影响力,使得中国传统盐政制度中的销岸制实质上瓦解,建立了湖广总督自主的湖北盐政体系。确保了湖北洋务等建设的财源,排斥了洋人对盐政的管理,维护了中国财税主权和湖北地方财政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也呈现了地方长官财权膨胀的现象,弱化了中央集权,开启了民国时期割据性地方财税自主的先声。

南洋大臣之裁改与江督洋务地位之变迁

南洋大臣之裁撤与改设问题,事关晚清洋务体制之调整,并深刻影响两江总督的洋务地位与事权之变迁。围绕南洋大臣之裁改,总理衙门、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三方因利益与立场不同,争论不已;最终清廷谕令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并初步理顺了两江总督与总理衙门以及江南相关各省督抚之间的洋务关系,此举在体制上加强了江督的洋务地位,对晚清洋务体制的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

两江总督为清朝东南第一要缺,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当湘、淮军削平太平天国,驻兵江南后,江督例兼南洋大臣,人选更为重大敏感。至迟到19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不成文的"湘人江督格局",即江督非湘人不可。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后,江督陷入群雄逐鹿的境地,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东南湘军随之衰落。究其原因,除湘系自身老化外,实与辛丑回銮后清廷的集权政策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强势南下密不可分。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和周馥相继担任江督,均可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1904年,有北洋和淮系背景的山东巡抚周馥,受到慈禧太后、奕劻和袁世凯支持,出人意外地南下署理江督。随后两年,周馥大力裁撤湘军、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汲取南洋资源支持北洋练兵、利用北洋模式和北洋官员推进南洋新政的一系列举措,不仅终结了湘人江督格局,而且加速了"北洋下南洋"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反映了清季权力格局和南北关系的演变,其深远影响一直持续到北洋政府时期。

刘坤一在湘系集团领袖地位之确立——基于军事举措的考察

刘坤一在光绪五年实任两江总督时,试图在湘系集团内确立领袖地位,但以失败告终。光绪十六年再任两江总督时,他通过笼络湘军各支系主将,增强了自己在集团内的向心力;通过诵功、荫庇,树立了自己在集团内的声望;通过调整两江军事领导层,最终夺取了两江军权。到甲午战争时期,刘坤一在湘系集团内的领袖地位基本确立,其领导的湘系集团成为当时仅次于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军政势力。

雍正后期吏治的一个缩影——赵弘恩督治两江史实初探

雍正后期,清世宗为铲除废弛疎玩的吏治积弊,在任用名臣李卫督治直隶的同时,又擢拔湖南巡抚赵弘恩出任两江总督,一时有“北李南赵”之说。史界对李卫政绩多有了解,但对于赵弘恩却迄无研究,对其两江政绩以及历史地位更不甚了然,也就无从了解这段历史的原貌。文章主要依据清史档案及赵弘恩《玉华集》等史料,①对此略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