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

研究郑和的学者都认为,对郑和及其史迹做出较完整研究之开其端者是1905年梁启超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然而,实际上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上刊出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才是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的第一篇。该文首次把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放在整个世界史的背景下来考察,又首次将技术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问题独立论述,并首次引入当时风靡世界的"海权论"思想,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针对西方海权的扩张和中国海权的积弱,希望以郑和航海的壮举来唤醒中国民众的海权意识与爱国热情。该文不仅对梁启超撰写《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郑和研究的大致方向。

梁启超与《古诗十九首》研究

梁启超的《古诗十九首》研究与他的其他文学研究一样 ,以宽阔的视野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理念以及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色彩著称。作者以进化论史学观为武器 ,重视史料的排比和证据的收集 ,用直觉和考证并举之法 ,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从时代、作者到思想、艺术等各方面问题 ,是运用综合分析之法研究文学的范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形成及时人、后人之批判

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论的是梁启超,后经胡适等人的鼓噪,遂成为不刊之论。但此论提出的开始,便遭到了章太炎、刘师培及后人柳翼谋、柳诒徵、易百沙及今人的批判。清理其中的事实,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相当长的阶段,即便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有许多非学术性的因素。

“救济精神饥荒”——梁启超三界革命论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文学的主张。其变革主张是建立在进化论、人性论、文学宗教论以及文化化合等现代理论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目标是创建适应新时代、立足大众、面向世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共分诗家一瓣香——试析《屈原研究》与《屈子之精神》之研究方法

王国维的《屈子之精神》与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是屈原研究的经典之作。王国维侧重于从地域文化分析屈原性格形成的原因,梁氏则较为注重心理学的阐释。在他们运用知人论世、文学阐释等研究方法的对比中,亦可管窥2人学术研究风格的"和而不同"之处。

梁启超的两种进化论及其政治含义

梁启超的很多政治思想和主张建立于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上。然而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思想中发现两种进化论。这两种进化论之间其实不完全是和谐的。因此,要成为一个融贯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必须有一种策略,以将二者融合起来。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并进而为其整个政治思想体系打下了基础。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新探

文化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之一,其政治哲学传统的代际传承与学术谱系以梁启超开其端,中间经国家社会党张君劢、张东荪,最后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面对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时代主题,此传统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核心关切和思考重点,从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建立了完备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建国方案。此建国方案试图在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之间兼筹并顾,这是其对自由主义超越之处。但是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原因,该方案并没有成为近代中国的选项。尽管如此,其理论探索对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试论维新派报刊政论的历史地位

报纸评论是报纸的灵魂和旗帜，一篇好的评论可以影响到社会风气、政治走向甚至经济的发展。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维新派出于改良维新救亡图存的目的，把兴办报纸作为重要的工作来做。为了宣传维新思想，维新派把政论这种评论形式的各种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梁启超的政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他们的政论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导致了维新派政论最终无奈地退出历史舞台。

必然因果或自由意志——论《陶渊明》与梁启超后期学术理路

梁启超《陶渊明》和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之间的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中的一段公案。若想在还原对话现场之外,激活讨论深藏的理论面向,则需要恢复特定认识脉络的历史感知。实际上,主导梁启超1920年后学术理路的,是依托欧游中的具体经验产生的对必然因果与自由意志问题的一系列思索。《陶渊明》作为这一思索的延伸,体现了梁启超后期对个体自我价值感的关注、在文献之学与德性之学间不可偏废的立场以及对《新史学》中所倡导的因果律的深刻反思。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研究

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深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梁启超,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较为科学地阐释了“民族”、“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建国原则与模式,把人的改造同新国家的建设联系起来规划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其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堪称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