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为老既尊——汉代王杖制度的再讨论

鸠杖是将鸠鸟形状嵌套至手杖顶端的挂杖。鸠杖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象征神权与王权。自汉代开始,鸠杖依“王命”成为王杖,是高年身份的象征。汉代赐杖受年龄和身份的限制,汉初规定有爵且无刑罪记录的七十五岁以上编户民受杖;西汉中期规定七十岁以上高年者赐杖,爵位对授杖的限制作用开始减弱;东汉中期以后,民爵对授杖不再有限制作用,凡七十岁以上高年皆可受杖。除此以外,汉朝廷出于安抚和表彰目的给不满年七十者授杖,同时,女性也具有受杖资格。受杖后的高年者享有众多特权,包含经济特权、政治特权、社会福利等生活各方面。王杖制度在保障高年权益的同时,也推动养老制度稳定施行。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汉末思想嬗变对《伤寒杂病论》的影响

汉末是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时期,有清通简要、得意忘言、务实求真等时代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神仙之风对医学的影响。从思想嬗变的角度,对中医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行文风格、方法原则、学术思想等诸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对其时代背景研究的新思路。

法家取向如何进入汉末士人视野——以崔寔为个案

东汉时以儒学经术出身的士人,在取向上与法家的"文法吏"角色是处于对立状态的,而且这种对立很容易会造成他们认知上的紧张。但是,在崔寔身上,我们却没有看到这种对立所导致的认知紧张。崔寔个人对现实政治的理性认知及他出任郡守的切实的政治经验化解了这种一般意义上儒法的紧张冲突。

西汉武都郡属凉州刺史部辨

西汉武都郡位于今甘肃陇南及陕西西南部,《中国历史地图集》等皆以其隶辖益州刺史部。但此事历来就有争论。从《汉书·地理志》相关自注佚文的考察及社会、经济、民族及政治控制分析,西汉武都郡当属凉州刺史部。

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

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与乡里杂居的羌胡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了日后凉州武将整合羌胡崛起凉州的社会基础。东汉朝廷一直有害怕凉州武将借羌乱而起的顾忌,后迫于形势,才起用凉州武将。凉州武将群体分为著姓武将和中下层豪族武将两类,同州里的地域因素在凉州武将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不大,因而凉州武将群体并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地域军事集团。凉州武将群体在政治上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诉求。在东汉末年,凉州武将群体对东汉存在的正统性或怀疑或否定,以董卓为代表的中下层豪族武将则进京掌握了中央大权,摧毁了东汉朝廷的权威。

论东汉末年传统才性观的危机

才性问题作为汉末探寻理想人物素质标准的公众话题,历史渊源久远。它在汉武帝时期因董仲舒人性论对政治人物的设想而深化,并因汉末士大夫、太学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社会冲突体现了传统才性观的危机而诱生对传统才性观与现实矛盾的理论思考,使政治问题上升为思想界中的哲学问题。才性问题在作为政治问题的表象背后,蕴含了思想文化的深层意义。

论反切起源问题

自反和合音字不是反切。自反不过是一种偶合现象,并不说明造字先民已经掌握了反切法,人们真正意识到自反是在反切通行以后。合音字记录的是语言中的一个词,是人们自发拼读的结果。反切受悉昙的直接影响而产生。汉末,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胡僧、汉僧和佛教徒从胡文转译的梵文拼音跟汉字读音的对比中通悟了拼音原理,用双声叠韵法来分析汉字字音,发明了反切。《鸠摩罗什法师通韵》是现存最早反映悉昙跟双声叠韵关系的汉语文献,据此可以推断汉末在华僧人领悟双声叠韵法的一些情况。最先把反切运用于文献注音并加以提倡和推广的是服虔、应劭等汉末的一批学者,至于魏世,反切大行。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世兵制的初步形成

东汉末季之家兵与宗伍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当时的家兵有两种类型,即豪强地主之家兵和统军将领的家兵,他们都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及政治环境下的产物。汉末家兵的数量,开初约三至四万人左右,后来由于统兵将领把国家军队私家化,加之其大量招募和收降,实有家兵远远超过这个数据。对这些家兵给养的经费来源,存在多种情况,或由主人私养,或豪富资助,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财政支拨和就地筹措。随着家兵职业化的加固,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世兵制也就首先从家兵中逐渐形成。

蔡邕“金商门之祸”本事以及汉末士林风气探析

东汉名士蔡邕于汉灵帝光和元年因上封事而入狱,后流徙朔方,这场"金商门之祸"是蔡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改变了他既定的生活轨道和人生历程,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命运走向,是研究蔡邕生平、思想乃至汉末政治、社会的一个重点,然而历来众说纷纭。对史料系统分析的结果表明,"金商门之祸"不仅仅是蔡邕与权宦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暴露出了士大夫群体内部的矛盾,然而,其真正根源则在于蔡邕家族与泰山党魁羊陟等人的密切关系。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分析

生命意识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 ,死亡的不可避免 ,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古诗十九首》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既是下层文人失时伤志的反映 ,又体现出了对于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 ,意蕴深邃 ,哲理性强。

东汉末年疫病肆虐与《伤寒杂病论》对疫病防治的指导意义

疫病,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较大范围流行的一类疾病。基于东汉末年疫病肆虐的社会背景分析,阐述了疫病流行对当时社会历史的极大影响,如偶成“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导致人口的急剧衰减,促成了《伤寒杂病论》的诞生。进而从《伤寒杂病论》的方证条文深入探讨辨治疫病的理、法、方、药及其类型和病种。认为该书所辨治的疫病以“寒湿疫”为主,其病证多与感染病毒、细菌所引发的重症流行性感冒、流行性出血热、霍乱(寒性)、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多种急性传染病相类似;书中亦涉及有关“湿热疫”的证治,其病证类似于病毒性肝炎、细菌性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伤寒杂病论》是传统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和不朽的经典,其“六经辨证”的内涵及“方证相应”的条文,体现了中医临床的特色,即中医辨识病证重视“正邪博弈及其虚实消长”的核心理念,辨治疾病遵循“病证结合,辨证论治为主”的基本方法。古今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医防治疫病的优势所在。

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

围绕"三国"诸葛亮这个人物,从唐代到近代,曾经有很多故事情节、很多独特形象被创作出来。《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塑造成理想化儒家文臣,其他作品却突显他身上的侠风。揆诸汉末三国历史文化,诸葛亮身上有侠风是可信的。对诸葛亮形象特征及其创作背景的认识,应该深入历史文化分析,以使我们的认识得到深化。

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

刘备“争盟淮隅”失利述论

汉末刘备虽曾两度出任徐州牧,但最终都宣告失败,这其中既有刘备个人政治与军事才能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自身军事力量不足与外敌入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徐州内部不同派系间的矛盾纠葛也是刘备占领徐州失利的重要原因。徐州本地豪族名士、隶属陶谦旧部的丹阳兵将和吕布外来军事力量以及刘备亲信势力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不同派系间的相互斗争严重制约着刘备在徐州的统治,其"争盟淮隅"的战略意图更是空想。

论东汉末年的霸政观念与刑名之治的关系

从分析东汉末年人们所持的"霸世"、"霸功"或"霸业"观念出发,当时人对自己所处的动乱的政治环境有很明确的认知,因此对自己所持的政治理想有很清楚的定位,即明确以"霸政"作为自己政治上努力追求的目标。"霸政"政治理想的定位使得人们放弃了对"王政"政治理想的追求,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放松对手段的要求而更多地强调实际效果。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东汉末年曹操、诸葛亮等人的刑名法术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这是汉末刑名法术之治兴起的意识形态上的背景。

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

学界论及东汉党锢,多站在代表正统、道德的士大夫立场,表现出对宦寺阶层行为的轻贱。本文欲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从宦寺所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努力争取向上层社会流动而重新建构政治人物标准的角度,予东汉党锢新的理论阐释。

秦末战争性质异说——兼论楚、汉分封问题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一直把陈涉、吴广首倡的秦末战争定性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然而细加考析,称其为六国复辟战争或更为切实。其一,秦统一以后,六国谋求复国的活动一直存在。其二,陈涉等义军领导人的身份大多似为贵族,而非农民;义军队伍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农民,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性质是农民战争,而是要看义军的纲领和目标。其三,战争初期的形势,都以复立六国为主要目标。其四,反抗暴秦的斗争,多发生在原六国地区,故秦之地并无战争,说明秦地人民并未反秦。其五,项羽分封是实现战争初期达成的战略目标以及应和当时要求"封建"的社会思潮,而非主观的历史的倒退。

对汉大赋“曲终奏雅”审美功能的再认识

对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前人提出了诸多看法,但都未能揭示它的本质。据实而论,大赋创作的"曲终奏雅"纯粹是一个幌子,它的真正目的乃在为大赋创作的情感宣泄、才藻驰骋提供一件合法的外衣。也正是借助这一外衣的掩护,大赋创作追求极致的趣尚才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伴随着这种"曲终奏雅"式的结尾的消逝和"首尾一贯"式的大赋创作的兴起,两汉大赋的艺术成就也即迅速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