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朝宫使的设立与发展问题

辽朝宫使作为与前期政权演进历程中斡鲁朵性质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职官,正式设立于辽圣宗朝,与某宫都部署并非同一职官。在兴宗、道宗时期,宫使的职能发展得更加完善,可分为统领禁卫;总体处理斡鲁朵军政事务;代替辽帝监军;代表皇帝处理大臣与邻国丧葬事务等。至天祚帝朝,随着辽朝政局混乱,宫使渐趋没落。

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历史文献的生成初探

契丹族历史文献在汉语和契丹语两种语境中生成,从内容上看,有官方编订的国史、实录、日历等政治典籍,也有民间学者的文集、笔记,其题材涵盖经史子集,其内容涵盖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极为丰富。辽宋对峙期间,宋辽情报战的结果是生成了大量有关契丹与辽的历史文献。首先是出使辽朝使臣撰写的“行程录”,其次是宋朝学者根据所见所闻书写的有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史籍。统治辽朝故地的金朝,同样重视契丹族和辽政权史籍的书写,《辽史》在金章宗时期生成。这些于宋金时期生成的史籍,从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另一种面貌,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总之,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和辽政权历史典籍的生成,留下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历史记忆,也展现了汉、契丹、女真等各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关于俄语中“契丹”的来源,学者均认为是因为辽朝及西辽(哈喇契丹)的强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蒙古西征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辽朝、西辽均不与罗斯接壤,罗斯也未与辽朝、西辽发生交往,故俄语中称“契丹”并非因为辽朝的强盛而导致的,而是源自早期蒙古人对辽朝的称谓。因称阻卜或达靼的早期蒙古诸部曾为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下辖的属部,而辽朝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契丹文国号为“哈喇契丹”或“契丹”,故早期蒙古人称辽朝为“契丹”。辽朝灭亡后,蒙古人兴起,他们继续称金朝乃至中国为“契丹”。后来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这一称谓也随之远播欧亚。因罗斯曾沦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长达两个多世纪,故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是沿袭自蒙古人。

浅论辽代的民族迁徙与融合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交融的时期。本文考察了辽代民族迁徙的过程、民族融合的表现和深远影响。首先,分析了辽朝建立后,各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包括北方汉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迁入契丹境内,以及契丹人迁往渤海和中原地区。其次,详细阐述了辽代各民族融合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表现,如南北面官制、契丹文字的创制及对儒学的推崇等。最后,总结了民族迁徙与融合对辽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契丹族文化水平提高及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影响。

虚实相间:模式化和写真视阈下与辽人“性格”相关内容之书写——以辽代石刻文字为史料

检索出土辽代石刻文字发现,辽人墓志铭作者在书写志主“性格”及与其相关的“姿容”“行为”及“命运”等内容时,大多从“模式化”和“写真”双重视角切入,交替映现“性格”关联“姿容”,“性格”支配“行为”,“性格”影响“命运”等文本景观。但其中也有些书写内容属于溢出常态之外者,需要稍作辨析或说明。

辽朝节镇体制与五京驻防

辽朝节镇体制构成京州军驻防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五京驻军可分为衙军系统与州(京)军系统。衙军系统的军事长官为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指挥使之下,设有各类衙前职。州军系统设有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马、步军都指挥使又称马、步军都虞候。辽朝五京留守、大蕃府知府、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刺史皆下辖军队,除衙军与州军外,部分府州长官还通过军事兼衔统辖其他军队。京州驻军遍布辽朝各战略要地与交通要道,为辽朝“雄长二百余年”作出重要贡献。

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

交往交流交融:坐卧用具遗存展现的辽代社会生活

坐卧用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与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自20世纪以来,随着辽代考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大量坐卧用具遗存的披露为我们深入了解辽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辽代坐卧用具大多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充分展现出辽代多元融汇的社会生活场景以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面貌,彰显了辽人对华夏技艺的传承创新与习俗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环境史视野下辽金韩州城迁徙考论

人是以自然环境为依托进行生产生活的,同时自然环境又影响和制约人的生计活动。辽金时期韩州治所韩州城的建置及迁徙就是环境制约下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变。辽圣宗时韩州城(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始建于科尔沁沙地东南缘,后来因气候转寒及人类活动的影响,韩州城受风沙围困,兴宗时被迫徙于白塔寨(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金初,地处白塔寨的韩州城又因受辽河水患侵扰,迁至柳河县(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八面城镇);海陵王时,地处柳河县的韩州城因地理位置偏僻,又迁徙到九百奚营(位于今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白山乡)。韩州城的“三迁四治”反映了辽金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及区域环境变迁,是辽金时期环境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缩影。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辽代香炉文化元素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考察

焚香习俗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辽代焚香在中国焚香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辽国人们日常生活、宗教场域、祭祀礼仪等都会焚香,焚香所用器具融合了唐、宋等中原王朝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元素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民族间地区间的交往交流互动融合的图景,以及进而形成的多元共生的政治格局。通过对辽境有据可考的香炉进行功用的解析、交流融合元素的深度阐释,以期透过“香炉”还原当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及共生互嵌的民族关系镜像。

吉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初探

辽金时期,东北地区进入历史发展的巅峰,吉林地区政治活跃,经济相对繁荣,处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关键时期。在城市格局上,充分体现了吉林地区作为交通要道、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属性。本文以辽金时期古城遗存与城址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对历史资料进行整合分析,并梳理城市遗存的分布情况。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历史地理研究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归纳辽金时期吉林地区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路径,对比其城市格局的差异,以期初步揭示吉林地区辽金时期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规律。

参数化驱动下的辽代密檐塔自动化生成初探

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历史建筑数据的处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不同于其他殿堂佛寺类历史建筑,塔类建筑由于层数多,塔檐部分攀登困难,内部难以勘测等问题,面临测绘、保存与再利用的难度。针对目前古塔的研究困境,文章以辽代密檐塔的三维逆向生成为目的,以Grasshopper参数化设计结合自动生成原理,在储存塔的数字信息的同时,还原辽代密檐塔的历史特点和风貌。

辽三彩传统元素在家居服装中的设计应用

辽三彩是辽代瓷器中代表性品类之一,极具浓厚契丹游牧民族特色,是北方民族独有的瓷器种类。从器型、纹样、色彩、图案构成等多个角度对辽三彩进行艺术特征分析,通过对器型与纹样的研究梳理,提取纹样设计因子,并将其文化内涵和艺术美感融入当代生活,为家居类服装提供了新的设计灵感。通过探索辽三彩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实施路径,为辽三彩的传承提供了新思路。

论辽代佛教赈灾活动的基础

辽代在其200余年的统治中经历了多次自然灾害,除了政府有组织的赈灾活动外,民间自救也是辽代赈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些民间赈济中,有许多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参与其中。坚实的理论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佛教徒的赈灾活动在辽代能够顺利开展的后盾。佛教的慈悲观和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辽代佛教赈灾体系理论与经济基础的两大来源。

赤峰市翁牛特旗、林西县辽代文化遗存述论

赤峰市翁牛特旗、林西县是契丹民族发源、发展的摇篮。若要了解契丹民族与辽文化的发展、演变,翁牛特旗与林西县的文化遗存是必不可少的材料。本文将对赤峰市翁牛特旗、林西县的辽代文化遗存进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辽代的文化特点。

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类型及其室内空间塑造特点

辽金时期的建筑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下的产物,为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留下的天花藻井的实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文章以辽金时期典型殿堂藻井实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的形制结构、藻井与建筑的空间位置关系以及藻井在建筑空间中所营造的空间特征几个方面的解读,总结辽金时期殿堂藻井的布置特点,从而展现藻井对殿堂建筑空间营造的独特意义。

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探赜

女性作为建构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该群体中呼应产生的头饰文化不仅是历史时序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集结物和艺术品,更是促成女性审美文化之一的必需品。选取辽金元时期女性头饰中的发饰与耳饰作为研究主体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意蕴,试图将文章的分析重点放置于历史承衍发展的视角下,并基于文化语义的基础探究辽金元女性头饰中文化生成的主因与结果特征,评析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的融合性与承接性。

以画为媒:宋、辽民族间的交流与互鉴

北宋时期,汉族与番族之间以绘画为媒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交流与互鉴现象。宋廷对番族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绘画领域。《宣和画谱》特设“番族门”,其位次仅次于“道释门”“人物门”和“宫室门”,位列十门之四。《宣和画谱》的编纂体例、画科分类标准等,体现了宋朝统治者文化自若、吸纳异俗的开放风范;以及宋廷与番族敦睦相交、平等以待的外交理念。番、汉画家互有往来,番族画家入宋就职生活,受中原文化熏陶,其艺术风格渐与汉族相融合;汉人画家亦赴异族之地,其作品深受番人赞赏和学习,对番族绘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民族间的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内涵,也促进了番、汉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辽主在两族交聘往来中,频送“鹿”“鹅、雁”等具有本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宋主则以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飞白书回赠,这些绘画作品加深了宋、辽的友好关系,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象征。此外,宋、辽间的御容交换,以及宋人所绘《契丹使朝聘图》记录了番、汉间的外交活动,展示了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场景。宋廷对收集和绘制番族形象、图绘民族交流的职贡图给予高度重视,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政治与艺术互动的产物,也成为宋廷歌颂当朝文治武功、塑造中原威仪、增强民族自信的方式。北宋时期汉族、番族以绘画为媒,相互碰撞,各取所长,互鉴与创新交织进行,文化联系日益增强,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