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综述

渤海国是我国历史上由靺鞨人为主体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于其地设立东丹国,开启了对渤海遗民的统治和管理。渤海遗民数量众多,在辽金两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以来,史学界关于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梳理,以期展现目前学界对辽金时期渤海遗民研究状况的实态。

论北宋彭汝砺使辽诗

北宋诗人彭汝砺使辽期间创作了六十多首诗歌作品。彭汝砺使辽诗内容丰富,价值独特,既有诗人羁旅行役视角下的坎坷苦辛,孤馆独处时的寂寞难耐以及梦牵魂绕的思乡之情,又有地域文化视角下诗人对辽国北疆地理风光和人文社会文化的审美感知,流露出对辽宋两国世代友好的真诚祝愿。

辽朝惕隐研究

辽朝的惕隐可以追溯到突厥的特勤,契丹立国之后,用中原王朝官制建立并改造本民族固有官制,辽朝惕隐的名称及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辽朝惕隐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中央惕隐,即负责掌管皇族教化和皇族户籍的大内惕隐,简称惕隐,大内惕隐的选任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宗室成员,大内惕隐兼具教化、礼仪和军事三种职能,由于其出身显贵,在卸任后往往担任北府宰相、南北院枢密使等高级官吏。辽朝并无皇太子惕隐,《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皇太子惕隐司的记载是错误的,大内惕隐司即大惕隐司。其二,地方惕隐,即辽朝在各部族及属国属部设置的惕隐。各部族的惕隐,后升为司徒,地位极其重要,配合部族节度使管理部族事务,属国属部惕隐一般为该部酋长。从现存史料来看,大惕隐司与各部族、属国属部的惕隐不存在隶属关系。

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

本文利用敦煌资料及正史资料对归义军与辽、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互使或战争关系作了考察，并从时间上入手，对这三个政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各政权之间的战略格局所左右的，它既反映了唐宋之时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变化。

辽朝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

辽朝在征服、招抚黑龙江流域乌古、敌烈、鼻骨德、五国部等族群之后,相继建立属国属部制度,并将其纳入王朝"道"一级行政区划之中,各属国属部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统辖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朝贡活动。辽中期建立起管理属国、属部的地方机构,对一些属国属部的统辖机制开始由朝贡制度向行政统辖制度转变,表现出统辖关系紧密的乌古、敌烈部朝贡次数骤然减少,鼻骨德部次之,统辖关系相对疏松的五国部则实行持续而规律的朝贡活动,因此不可简单地认为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频繁是辽朝对其统辖紧密的体现。

论北宋对辽间谍政策

实施间谍战略、及时了解敌方信息,做到知彼知己,是北宋对辽边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从宋太宗时就设置了机宜司、缘边安抚使司等专、兼职间谍管理机构,负责间谍的日常管理工作。北宋在以重金招募和赏赐间谍的同时,在法律层面采取了防范辽方间谍的严密措施,在对辽边防建设上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从总体来看,北宋在用谍方面并不十分理想,而且这一策略在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澶渊之盟”平议

"澶渊之盟"是宋辽史上一重大事件。对它的评价,学界历来存在很大分歧。然而,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尽管存其消极的一面,但其符合民心、顺应潮流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

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在中亚楚河流域建立的西辽政权,与金朝及西域民族均有密切的联系。随着形势的变化及西辽政权的发展与军事实力的增强,西辽与金朝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并且西辽与东、西喀喇汗王朝相互依存,与花剌子模、乃蛮也关系紧密。

宋代边界意识的凸显与使臣的地理文化感知

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之间的边境地带维持了长久的稳定,大批使臣越过边界,深入到了辽地。面对陌生的地理环境,使臣们有深刻的体验,一方面一些山川使他们在地理上有了“界隔夷夏”的感觉,另一方面先秦以来形成的夷夏观念被赋予在了这些山川上,从而使这些山川有了特殊的文化意味。这些体验在北宋的使辽行记和诗歌中有突出的反映,甚至到了南宋,这些体验依然强烈。以此为中心进行观察,可以看出在疆域缩小的政治地理背景下宋代士大夫严防夷夏的观念的形成,以及在此观念下文化的“内倾”转向。

地缘政治与王朝秩序:8-13世纪“天下中国观”与“国家认同”演绎

中唐之后,东亚政治格局从藩镇割据走向天下政治多元化,干戈俶扰的五代十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分裂期,在宋一统'中国'的同时,草原民族势力随之渐长,成为9世纪中后期与宋对峙的'北族'政权。各族政权间的政治交际,致使传统'天下中国'观发生转变,从地理概念上升至礼教中国观。唐元畛域内的'中国'从复数变为单数,王朝继承合法性的'国家认同'理念亦呈现出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成为元代实现'中华一体'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前奏。

人民的文艺--廖冰兄两组《猫国春秋》中的“鼠变”问题

解放战争前夕,廖冰兄创作了《猫国春秋》漫画,以动物喻指手法批判国民党反动势力。在中国香港期间,他又创作了第二组《猫国春秋》,画中恶鼠和良鼠的比例相对于第一组作品出现了明显变化,而导致该变化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闻一多等人对第一组图中缺少“大众”形象这一问题的批评。此外,廖冰兄考虑到华南大众读者的阅读喜好,还改用多格连环画的形式绘制第二组作品。作为中国香港中共宣传组织“人间画会”的成员,廖冰兄在创作第二组《猫国春秋》时践行了毛泽东提出“人民的文艺”的“延讲”精神,同时预示着其“新市井”漫画阶段的到来。

强化控制与结盟意图的错位:北宋初年的高丽政策

北宋初年的统治者在传统华夏中心意识的激励下,以汉唐盛世为样本,试图通过册封的手段对朝鲜半岛推行强化控制、密切联系的传统政策。但频繁的册封并没有确保宋丽之间同盟关系的建立,因此,就外交实践与外交成果而言,北宋初年对高丽推行的是一种错位的外交策略。这是由宋初的对外观和高丽观、国家实力与东亚特殊的地缘环境等因素决定的。

多重层累历史与双重正统建构:宇文部、北周与契丹先世史叙述的考察

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政权的文本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丹亦从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