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见辽宋金元碑刻文字简化符号替代现象

辽宋金元碑刻虽时代靠后,但资料仍很丰富,传承异体字较多,因其特殊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字本真样貌,能直观反映近代汉字阶段发展状况。全面考察新见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汉字,可发现其中很多俗字都体现出简化倾向。汉字简化有多种方式,符号替代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简体字料有多种简化符号替代方式,其过程具有同一构件用不同符号替代、同一符号替代不同构件、跨构件替代等替代机制,具备与行草书相关、类推性、区别性、结构一致性、固定化、记号化的特征,替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字工具性特点、受书写材料与书体影响和书刻者的主观改造。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

辽宋金元时期葫芦形注壶比较研究

葫芦形注壶是葫芦形饮具中的常见的一种器形,在辽宋金元时期较为多见。在历史衍变中,葫芦形成为中原传统的器形,并在辽宋金元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模式、文化习俗、饮食方式和饮食器具组合的碰撞得到积淀和发展。通过这一时间段葫芦形执壶的比较研究,发现葫芦形执壶在结构形制上既具相似性又有区别性,探究出葫芦形注壶呈现出多种文化相渗的特色,是影响流行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饮具,起初适用于北方民族的马上生活,并逐步适应了少数民族定居生活模式。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编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回顾

本文是对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小结，共论述了四个问题：一是简述《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编纂过程，二是对《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质量的基本估计，三是保证《宋辽金元文学分典》进度的措施，四是《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后续工作设想。

2013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文章对2013年度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作了简要评述。

10—14世纪中国死刑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宋辽金元四朝的死刑适用基本特征是继承唐朝的司法原则。在具体司法中,四个王朝通过各种程序机制进行约束,让死刑适用,特别是执行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宋朝虽然在立法上,死罪数量出现较大规模的增加,但国家通过设置多种程序机制仍然对死刑实际执行数量进行了有效控制。辽金元三朝政权建立者虽然属于北方少数民族,但在死刑立法上,依然以唐律为基准,通过对唐律全面的继承和移植,改造了各自民族历史中形成的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死刑内容。辽金两朝在死刑司法上,体现出浓厚的唐宋死刑法律制度的特征,特别是唐朝化倾向。辽金两朝在死刑适用程序上,虽然没有形成宋朝那种复杂的适用程序,但也创制出一些特殊程序。元朝不仅在立法上死罪数量减少,在适用上也予以减少。这与元朝在继承唐宋时期死罪分类体系后再创制出新分类体系和新替代刑——籍流刑有关。

元后期总裁辽金宋三史的两个脱脱

文献记载显示,元后期中书右丞相脱脱和翰林学士承旨脱脱分别担任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和“总裁三史传”。学界对后者关注不多,非常值得研探。本文研究认为,这两个脱脱并非同一个人,他们都参与了三史的编纂工作,并就其家世、生平以及翰林学士承旨脱脱未见“进三史表”著录原因进行了分析。

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

解缙为其叔祖解观撰作《伯中公传》记述生平,其中提到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工作,因上书言当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并全文转录了他的这篇《正统辩》。此文饶宗颐编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失收,学界鲜有人知,其实它对于研究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考察《伯中公传》的记载,并结合传世《解氏族谱》与其他相关资料,可全面了解解观其人及其正统观思想。解观《正统辩》及其上书事件为了解元末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且有助于观察元人对三史正统问题所持立场之分野,乃至对明初朝廷官方的正统论调产生潜在影响。

宋辽金元狩猎赋用典研究

赋体文学发轫于战国,历经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发展到宋元之际,在体式上已无创新的可能。宋赋把产生于唐代的文赋发扬光大,元赋则回归本源,祖骚宗汉,以古赋为主。作为赋体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流传至今的宋元时期狩猎赋的篇数较之前几代大为减少,其中对赋体文学特色的继承则一如既往,用典就是历代赋作的共有特点之一。本文介绍了宋元时期狩猎赋的用典情况并就部分代表作品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兼及同时期北方的辽金两朝的狩猎赋作品。

政权、礼制与求新:辽宋金元时期的服饰象征

辽宋金元时期是民族文化交融和渗透异常活跃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服饰交融异常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内民族间服饰排斥及借鉴的穿用现象也具有显著的象征性。针对这一现象,采用以文献资料为主、实物和图像资料的借鉴为辅的研究方法,分析胡汉间服饰的象征属性,它随着服用的场合以及着装人群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服饰既象征着政权,同时也是礼制与人们求新心理的象征。而服饰的象征属性也凸显出服饰交融的过程,它逐渐由排斥走向互鉴,体现出民族融合的图景。

类型描述与小说史叙写——从《宋辽金元小说史》说开去

本文重点论述了类型描述在小说史叙写中的重要意义,并把《宋辽金元小说史》的撰写作为实例,作了具体的剖析,认为此书成功的写作实践启示我们:类型描述作为小说史叙写中的一种重要的写作方法,只要建立在详实、过硬的材料说明,严密、周详的逻辑推理,以及由此显示出来的扎实、严谨的学风的基础之上,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时代的推进,类型描述必将得到学者们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和更充分的应用,从而成为更深刻地揭示出小说发展规律的有力武器。

宋元满池娇与辽金春水织绣纹样比较研究

满池娇是中国传统装饰纹样,曾盛极一时,与时代变革紧密相关。然至今日却鲜少人知,学界对其研究也多为溯源考据,本文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图文互证法和比较研究法,将宋元满池娇与辽金春水进行对比,总结二者异同,作为中国传统纹样研究的资料补充。研究表明元代满池娇纹样与宋代满池娇、辽金春水,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而其构成元素、组合形式、织绣技法乃至文化内核也有较大区别,这与特定时期文化习俗、审美偏好、工艺水平密不可分。

苏天爵与辽宋金元史编纂

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史学家。他至少预修两部《实录》,著有《元朝名臣事略》《松厅章疏》《辽金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汇编《元文类》,另有文集《滋溪文稿》传世,这些著述为明初编纂《元史》提供了史料依据。苏天爵通过长期的治史实践形成了独到的见解,《修功臣列传》《三史质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不仅彰显了他的史料观和史学倾向,也为元末编纂宋史、辽史、金史提供了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史史料的搜求、立例、编纂思想。

“元修三史”正统论和夷夏观问题探析

“元修三史”修史前后,对宋、金、辽三个并立时间较长的朝代的正统性如何处理,由于涉及正统性、夷夏观等等在内的重要问题,争论较大。最终,元廷采取了“各与正统”的立场,在正史中平等给予历史上并存的各个政权以正统地位,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演变中既坚持原则性又能与时俱进,但总体上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主义底色。“元修三史”论赞对君臣大义的坚守,亦超越了族群畛域之见。

家的关怀与祈盼——宋辽金元墓中的童戏图研究

宋辽金元时期,墓葬艺术中频繁出现以表现儿童嬉戏或养儿育儿为主题内容的“童戏”壁画或砖雕画面。这些来自地下的童戏图作品,内容比传世的童戏画作更加丰富多样,极大地刷新了我们的知见。本文择取各地考古发现中具有代表性的材料,首先分析围绕这一艺术表现题材的不同区域文化特色,以及其中所见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交融与文化共情;进而从墓葬空间和丧葬习俗的语境,探讨祖茔与后世之间的关系,回答这一表现题材之所以频繁出现于墓葬装饰语境的原因所在。

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与区域行政区划体系的演变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日益完善,宋代出现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都厢;辽代设置了都城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金元设置了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这些专门行政管理机构标志了这一时期城市行政建制的形成和建制城市的出现。城市行政建制的设立使城市行政管理成为区域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旨在考察自宋至元城市行政建制的嬗变及其在区域行政体系中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