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稿本《聊斋志异》的修改看蒲松龄对“春秋笔法”的接受

手稿本《聊斋志异》中有蒲松龄对原稿的修改痕迹,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春秋笔法”,是沿袭“春秋五例”的“笔削”。蒲松龄自觉化用“微而显”与“志而晦”的叙事方法,并使二者作为文法的内涵得到了扩充。原本“微而显”的内容,出于语境的变化愈显而愈隐;原本“志而晦”的内容,则愈隐而愈显。蒲松龄“为民而讳”,为美善之事回护,对奸邪与违礼之事不遗余力地批判,同时又在思想原则与社会价值层面坚决秉持守正的态度,这是对“婉而成章”与“尽而不污”以“惩恶扬善”为宗旨的聚合。对属辞与对话在修辞意义上的考量既是“尚简”,也是对情节合理性和文字有效性的考虑。

有正书局《原本加批聊斋志异》批语的价值重估

杨震方先生的两则《王批聊斋志异》跋语,有助于认识《王批聊斋志异》的基本信息,以及其与有正书局《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关系。在《王批聊斋志异》暂不可见的背景下,以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介》提供的王批为样本,同有正本批语进行比勘可以发现,《原本加批聊斋志异》除结尾删改的个别问题外,相对完整地保留了王批内容。有正本批语可从三个方面补充张文所论王批价值,而那些可以确定为有正书局后期羼入的批语,也可以从接受史的角度发现其意义。